我想先说两个故事。 　　一个是有关田子方的故事。魏文侯的儿子子击“遭田子方于道”而“下车伏谒”，田子方“不为礼”，两人间遂有一番“富贵者骄人乎”与“贫贱者骄人乎”的争论。田子方持“富贵者安敢骄人”说，振振有词：“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家者，未闻有以国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这是公元前403年的事。 　　在《战国策·齐策四》中也有类似的故事“齐宣王见颜斶”。王要“斶前”，因为他是“人君”；斶要“王前”，因为“斶前为趋势，王前为趋士，与其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于是也有一番“王者贵乎”与“士贵乎”的争论。颜斶“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说得齐宣王哑口无言。这是公元前300多年的事。 　　两个故事都发生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那个时候，士之为士，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与节操而决不向权势者屈膝的绝不只是一个田子方或一个颜斶。在田子方前百把年，齐国的大夫晏婴曾有铿锵之言：“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与颜斶差不多同时期而曾被齐宣王任用为卿的孟轲，也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慨…… 　　1970年代批判过孔夫子，说他“待价而沽”（语本《论语·子罕》“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其实，孔夫子的这句话也没啥错。因为群雄争霸，群雄都懂得得人才与得天下之间的关联，形成了人才的自由竞争格局，知识分子才变得奇货可居。“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卖与不卖，贱卖还是贵卖，主动权在他们自己手中，而且卖的也只是文韬武略，并非连人格尊严以至于亲娘老子也捆绑在一起卖。可见，那时倒是人才的“卖方市场”，于是遂有田子方“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的潇洒自如，遂有颜斶“士贵乎，王者不贵”的斩钉截铁以及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的千古佳话。 　　秦汉之后的大一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天下人才尽收眼底，用与不用的主动权都在一统天下的权势者手中。“好钢用在刀刃上”，人家不用，也就与废铁无异。你说“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首先得担心的恰恰正是这个“安往”———想“纳履而去”都不得啊，还能翻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你说“士贵乎，王者不贵”，却又与那个大环境中的事实相违，不仅会被人当疯子，说的人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人才的“卖方市场”变成了人才的“买方市场”，人才的“自由竞争”变成了人才的“市场垄断”，才有那么多“士”花尽了吃奶的力气往“仕途”上挤，至于做梦也想得到权势者的提拔和赏识，从权势者那边分得一杯剩羹余汁，即使权势者不要你下跪，也要像贾桂那样硬是跪了下去。 　　秦汉之后也有士节高扬之时，但那只在大一统间隙的短暂的天下纷争与逐鹿之际。天下一统之时也有犯颜直谏之士和虚怀若谷之君，但那大多只与“士”和“君”的自身的素质相关，因而也只能是凤毛麟角。就其大趋势而论，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可谓“士节日落”。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即士节的丧失，有论者将其归咎于“汉代大儒”叔孙通，说他“制订朝廷礼仪”，“为广大儒生设定”了“见了皇帝必需‘伏抑首’的套子”（周天《董仲舒们的历史困境》）；也有论者认为“此乃法家过”，因为“法家代表人物所制订的治国方略剥夺了后世广大士人保持自尊和节操的外部条件”（王学泰：《论士节》）。其实，一旦人才的“卖方市场”成了“买方市场”，人才的“自由竞争”成了“市场垄断”，甚至失去了“人才市场”而变成人才的“统一调配”，即使没有叔孙通“制订朝廷礼仪”，即使没有法家代表人物的“治国方略”，这“士节”也是扬不起来的。 　　其实，思想开放与言论自由与否，和士节的高扬与衰落也基本一致。群雄纷争时言论自由思想开放，大一统后言论和思想都容易受到禁锢。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恐怕并非偶然。 　　大一统的优越性在于一个“统”字：天下统一，没有战乱，社会方能稳定发展，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大一统的劣根性也在于一个“统”字：统得太死，士节与思想都会受到遏制，这大概也叫一块硬币两个面罢，或可称之为历史的怪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