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年一度的红辣椒佳作评委，读到陈杰人发表于去年11月6日的《奥巴马的成功和中国青年的未来》，真的很动人。文章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奥巴马在国际商务公司工作了一年，之后搬到芝加哥，成为一名年薪仅1.3万美元的社区组织者，负责与芝加哥教会合作搞慈善活动。期间，他主导了一个非营利计划，协助当地教堂为穷困的居民举办职业培训，帮助失业的工人安顿生计。一直到现在，奥巴马都认为这是他“曾受到的最好训练”。在芝加哥当社工3年后，奥巴马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于1991年在哈佛获得了“极优等”法学博士的学位。然而他放弃了薪水优厚的工作，毅然再度投身社区，回到芝加哥专门从事民权诉讼，开始了多年的“穷人代理人”生涯。5年多社区工作的经历，奠定了他未来入主白宫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文章说，我们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追逐大城市，追逐高薪水，追逐体面的办公楼，他们忘却了社会底层，也很可能无法真正深刻理解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到底每天都上演些什么故事。今天的中国青年，如果能够借鉴奥巴马的成功之路，敢于和乐于把自己与民众的命运连起来，那么，中国社会的进步会加快。而有朝一日，当有了合适的机会，你就是最合适的领袖人选，不管是社区领袖还是国家领袖。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现当代中国百年历史上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第一次当然是晏阳初、梁漱溟时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自发性和理想主义是其特点。当然后来也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支持，包括总理夫人也亲历亲为几乎全职投入。第二次是1960年代末开始的空前绝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社会政治危机。至于乡村，从这些“知识青年”身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而知青们本非自愿，乡村的日子和希望都远非城市可比，惟一的梦想就是回城。第三次是如今的大学生村官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底，仅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人数已达到13万人以上。这次运动虽没了第二次的强制性，但不少大学生下乡却也迫于现实就业的无奈以及为取得大城市户口的现实诉求。 　　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为何奥巴马的深入社区双方都获益匪浅甚至受益终生，而我们一代又一代知青下乡，即便都有高层支持，双方的收获却都未尽如人意？我估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骤冷骤热的“运动式热情”无法变成持之以恒春风化雨的力量；二是历来的知青下乡，都只把乡村作为需要拯救的对象，却没有致力于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起丝丝入扣血脉相连的紧密联系。或者说，在一个城乡彼此割裂的社会图景下，下乡的知青往往迅速失去与城市资源的紧密联系，“上层文明资源”迅速枯竭，不仅承担不了“拯救者”的角色，而且迅速被乡村社会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自身尚且难保，谈何拯救他人？奥巴马们的社区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也许跟他们不必“改变身份”密切相关，于是才可以春风春雨般源源不断向基层社会输入文明的养料，自身也在此过程中从社会大地不断吸取关于爱心、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滋养。 　　中国的大学生和有志青年要想成为“奥巴马”，应该改变“裸身下乡”的做法，成为基层社会与城市文明对接的社区工作者或曰社会工作者。他们属于城市，有组织有资源地为基层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今年两会期间，知性女子杨澜提了个给我印象极深的政协提案：让大学生们进社区就业。可惜几乎无人关注和评论。这可是关系长远的城乡文明融合和大学生就业的大提案啊！根据西方经验，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而目前在中国这个比例还不到1%。社会工作可以在福利保障、医疗卫生、教育辅导、司法援助、残障康复、社区建设、公益类民间组织和家庭生活等众多领域广泛开展。社工不等于义工，社工是以服务社会而“谋生”的人。社会工作人员不是政府的公务员，但是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并不比公务员低，有着良好的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我们从来不乏这方面的理想主义者，缺乏的只是相应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