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1916年4月生于山东平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 　　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继愈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 　　任继愈先生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等。 　　文\本刊特约撰稿 蔡方鹿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学界泰斗，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虽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平凡而博大的精神和对后学的教诲却永存于我们心中，受益终生而不磨灭。 　　我第一次请教任公是在1983年4月安徽大学举办的中外哲学史讲习班上，当时任公是主讲专家，我是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所的一名年轻研究人员。 　　我当面请教任公如何治宋明理学？任公在讲课之余的午休时间，单独给我讲解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首先要通读《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认真阅读宋元明时期的理学家、理学人物及其他相关人物的著作和文集，然后在充分吸取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发掘出新的课题来开展研究探讨。并告诉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挖掘时代思潮、各理学流派和理学家思想的实质。当时任公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还耽误他的休息时间来为我讲解，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26年来，任公的谆谆教诲一直指导着我，对我的宋明理学研究帮助很大，至今记忆犹新，激励着我以探索未知的创新精神来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 　　后来任公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和其他一些职务，工作繁忙。我是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我们开展的一些学术活动也不时地请教任继愈老先生，任公在百忙之中仍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指导，使我们深受教益。 　　2002年10月，我们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单位在都江堰市召开“儒家德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任公年事已高，不便前来参会。但仍写了书面致辞请人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指出：以前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干扰，我们一提到儒家的德治思想，往往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常说的一句话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人们常常把反动统治者利用德治口号作为政治手腕欺骗老百姓，同儒家的德治思想本身混为一谈，并且归咎于儒家，这是不正确的。任公要与会者重新研究儒家德治思想，清理以往的偏见，正视它的现代价值，处理好“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会后任公专门为此次会议的论文集题写了“儒家德治思想探讨”的书名，已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并又为于2005年10月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亲笔题写了“新视野 新诠释”的书名，该书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受到任公的指导和教诲，使我受用无穷，感恩终生。 　　200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一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对影响中国文化甚大的道统思想作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任继愈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充分肯定，并题写了书名。此书出版后获得了四川图书奖二等奖。 　　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多年精心写作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这是一部难度很大而学术界较少涉及到的学术专著。也得到了任公的鼓励和鞭策。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朱熹，能够和朱熹相提并论的大哲学家、教育家也只有一、两人，是了不起的历史名人。指出朱熹研究的重要性，并以近九十高龄亲自为拙著题写了书名。后来此书于2007年获得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成绩的取得，与任公对我的帮助鼓励分不开。 　　其后，任公又以91岁高龄为我和刘兴淑两人合著的《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一书亲笔题写了书名，这是对后学的提携和奖掖，使我们深受鼓舞。此书于200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是学术界首部专门研究国学大师蒙文通的学术专著。 　　任继愈先生德高望重，才学过人，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道教。开创了新中国的中国哲学、宗教学研究事业。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又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奖掖扶持后学，培养了一大批哲学、宗教学研究人才。其对后学如吾侪的教诲永存我心中，终生受益而不磨灭。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