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中国当代学术界两位泰斗式人物任继愈、季羡林同日辞世。海南著名文化学者、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媒体上得知任老、季老两位先生病逝的消息后，我和老伴儿都很难过。二位先生学品、人品堪称一流，是我们后进后学的楷模榜样。” 　　季老：做中国学问最自豪 　　“季羡林老先生有大学问，是一位非常好的学者。1979年冬天，我在写作《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有时到西语系访友，经常能见到季先生。先生非常和蔼，总是点头致意。” 　　1992年秋，周伟民与同为海南大学教授的唐玲玲，夫妇二人一道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佛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引荐下，周伟民拜访了出席会议的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问我是否常来北京，说当时是已凉天气未寒时，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周伟民回忆，北京秋天香山上红叶灿烂，“我赞季先生是夕阳红，夕阳无限好。季先生则说，‘见到你们中年人，潜心学问，我很高兴。’” 　　周伟民说，“在场的汤一介表示，我们这一代学人，做学问有两条不如季先生那一代好。第一，没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问素养；第二，没有走出国门，对西学了解不充分。” 　　季羡林先生的回答，则令周伟民记忆深刻，“季先生说，他们那代人，虽然在国外受过教育，但还是要回到中国来，做中国的学问最自豪！” 　　任老：指导后进平易近人 　　任继愈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其学术成就卓越。他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的时间里，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伟民清晰回忆自己与任先生曾经交往的经历。1993年前后，周伟民作为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两次拜访任先生，与他商讨举办海峡两岸道教研讨会的相关事宜。 　　“任先生学问精深，但对后学却非常提携，没有一丝学术大家的架子。当时与任先生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筹备学术会议等问题，从名单安排，到会议选题，他都悉心给予指导。和任先生交谈，就像平常聊天一样，并没有让我感到紧张。同时，对待学术问题，他也尽量以平常的语言来表达，平易近人。” 　　由于工作原因，周伟民与唐玲玲时常会从海南到北京国图查找资料。周伟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一次与唐教授在国图读书，休息间隙，在院中捡落在地上的银杏果，偶遇任先生，“任先生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还告诉我们，银杏果可用石灰水浸泡，其壳才易剥。虽然事小，却能感到任先生没有京官派头，十分谦和。” 　　任先生亲笔签名的《中国道教史》，一直摆放在周伟民书房案头，每每翻来，先生风范犹若眼前。 　　学界泰斗懿范长存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的辞世，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损失很大，周伟民表示，自己非常悲痛，但这也是辩证法的胜利，“两位先生也算终极天年，他们留下的学术风范，学品、人品、成就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两位先生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阮忠教授在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说，“在学问上，季羡林、任继愈无疑是中国学界泰斗式人物。他们在学问上研究宽泛，哲学、宗教、文化等，均有涉及。在现阶段，学术领域很难有企及先生项背者。” 　　阮忠特别谈到，两位先生人品谦和、处事平淡，给人印象深刻，“季先生辞去国学大师称号，给学人做出表率。两位先生去世后，学界悲伤，在学问道路上少了两位引路人。作为学人，我们也应当有所反思。两位先生，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通家。当下学术界，能否把学问做的宽一些，如何打通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当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