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他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他的文学才华、创造力、艺术能量在中国文坛上应该说是举足轻重、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个人斗胆地说，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日前，在由“全球写作大展”组委会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的中国作家北大行之“作家莫言演讲会”上，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如是评价莫言。 　　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人物，莫言的创作精力可谓十分旺盛。针对这些历史小说的创作，莫言表示写人是其唯一的目的，是“用历史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灵魂、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变化”，而“小说只有描写了人性、描写了情感才更丰富，影响更长远”。  　　《红高粱》受《苦菜花》影响  　　有学者在研究新时期文学时指出，《红高粱》可谓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由此，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笔法。以莫言等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文革”前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大区别。 　　莫言表示，其最初的创作受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响。“冯德英的《苦菜花》对我创作《红高粱》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在少年时代读《苦菜花》时，觉得他对恋爱的描写很现实、很残酷，但到上世纪80年代重新读这个小说时，我觉得作者能写出这样的情节很了不起，非常感人、非常真诚，他在符合当时文学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拓展，表现了人的一些普遍性。” 　　写人是唯一目的 　　莫言表示，在进行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时不是要“再现”战争，“我不会从战斗动员开始一直写到最后，这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的任务，不是小说家的任务”。但他强调，一切描写的目的并不是要再现历史和战争，而是要“表现人在这样的非常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些心理方面的变化，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我想写的人。把写人物作为唯一的目的”。在莫言看来，文学作品恰恰应该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  　　“作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历史。人性很难用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只能用情感的方法分析。因此我想，我写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还是从民间的视角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然后由情感带出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由民间情感来填补官方历史的空白。”莫言说。 　　小说语言来自民间 　　语言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腔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文风，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语言显得更为重要。莫言表示其小说语言来自于民间。“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回乡，当时非常痛苦，后来我成为作家，感觉到这也是一种幸运。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村里的人‘混’在一起，无意中了解到丰富的民间语言，也跟乡亲们学会用民间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  　　莫言认为，“老百姓讲话都是借助于某个事物，它多数都是务实的，没有什么空的东西，因此非常具有文学性。”“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排除了这种民间的、生动活泼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就好像是湖泊断了源头。”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