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种以书代刊的特色集刊：《古典与现代》（第一卷）（海南大学主办，杨国良主编）。封面和《卷首语》直接点明了意图———创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试图与身陷现代喧嚣嘈杂的物欲世界，却又期盼回归沉思生活的读者共同开辟一块精神自留地。 　　这所“大学”的设计者开篇便为他的读者们奉献了著名的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的访谈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杜先生在访谈中，以他旅居哈佛的跨文化身份背景强调了当前人文学科的可证明性、解释性和表达性的重要性，强调学术研究的超主观性。这一点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相当重要，提醒人文学者在解释和表达上要审慎，尽量面向事情本身，而不是自以为是。在谈到“西方理论与本土资源”这一主题时，杜先生更是严肃地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海外学界所确定的。”亦即，长期以来，我们是在就着别人曲子在跳舞，调子和节拍都是别人定的。如果我们还想在国际上真正地立起来，就得改变这种跟随状态，自己创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法，再自己确立议题，假以时日，或能成就我们的学术事业。 　　要达此目标，有心的中国学人就得走出国门，虚心向各优秀文明学习，打通中外，览尽古今。 　　编者开辟的第一个栏目是“游学天地”。编者和作者都想带领读者体验异域文明的神奇与精深，为读者通达中外提供路标；为灵魂的修炼提供场地。本期刊出的龙彼德先生的《灵魂的云游》（上）让人有点读庄子的感觉，意境宏大阔澜，眼界深邃神秘，意通古今，思达中西。 　　接下来的几个栏目都颇有特色，尤其是“凿壁偷光”和“逝者生存”，思想和语言皆具份量。值得重重一提的是张志扬先生和刘小枫先生两人的文字和陈刚先生译就的尼古拉·布瓦洛的《诗艺》。译笔典雅流畅。 　　张志扬先生的《启蒙：落日前的凭吊———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和《“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让人振聋发聩。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今天，志扬先生的文字几成绝响。这两篇文字都在反省同一问题，借全球化浪潮裹挟世界到它设定的轨道的西方科技理性，其实质是什么？作为中国人，尤其是走在高速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人，我们究竟有无能力，有无可能走出这种将人类连根拔起的非属人的技术理性带来的困境？作者沉重而有些焦虑地指出，一直被国人看成是现代化引导者的“启蒙”精神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是手拉着手向世界宣战的”。西方正是借启蒙来完成它对其它文明的洗脑和殖民。因此，作者极力还原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启蒙还需要“被启蒙”。反省到这一步，启蒙理性就不再是我们理所当然加以推行的“强国之路”，而是要在审视中让其现形、边缘化而加以“凭吊”的落日。惟如此，才能走出百年来总是不断跟随西方的惯性和奴性，找到一条制衡西方科技理性的中道。正因为如此，英年早逝的哲学家萌萌先生的命题“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才显得尤其重要。不仅个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 　　“逝者生存”应该是这一卷中主题最明确的一栏，在纪念萌萌的同时，思考中国学术与自己的土地的关系。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西方后面跟得太久，以致把自己的本都弄丢了，成了现在的无根状态。杜维明先生在访谈录中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海外学界所确定的”就是印证。为此，刘小枫先生在自己的悼念文字中重提他与萌萌生前的约定：“以解读古典文学名著的方式表达出自土地的感觉”。 　　如果说上述文字过于沉重的话，那么兼具诗人的空灵和思想家的深邃的耿占春先生的《沙上的卜辞数则》则用精灵般的诗的语言在不经意间敲开了我们的周围世界，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奇和洞见。 　　感谢并将继续期待这样的“大学”。尽管她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能有人在今天既要在审视现代性中前行，又不忘记古典智慧，这本身就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