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决意投身于耶稣会的传教事业，沿着“达伽马航线”从欧洲来到中国，从此把后半生交给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让东方和西方的人们都得以见识到对方灿烂的文化。今年是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利玛窦（1552年—1610年）逝世400周年，人们以各种形式缅怀他艰辛而传奇的在华传教经历和卓越的历史贡献。 　　众所周知，利玛窦是第一位扎根中国内地并首次成功进入明朝京师北京的西方传教士，这对传教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鲜为人知的是，引领和策划利玛窦首次进京的关键人物，是一位海南人。他就是出自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的王弘诲，明代南京礼部尚书。 　　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万历十九年(1591)，王弘诲从南京礼部尚书任上告休回海南老家，走水路路过韶州（今韶关）。在这里，已经进入中国内地8年的利玛窦以“儒僧”身份和当地文人交往，颇具声名。这引起了二品大员王弘诲的好奇心，他亲自上岸拜访这位“泰西儒士”，第二天利玛窦又按照中国礼仪登舟回访。这一往一还的两次拜访，就是王弘诲和利玛窦的初次见面。 　　引见利玛窦首次进京的海南人 　　曾被万历皇帝称赞为“学识渊宏，器资醇笃，蜚英翰苑”的王弘诲，继承了琼州先辈的铮铮风骨和刚正品质。他曾在初入翰林院时大胆看望因直谏下狱的同乡海瑞，也敢于作诗文嘲讽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即使身居高位，他还是多次上疏劝谏，痛陈朝弊。1591年，他的告休获批回乡，这才有了韶州和利玛窦的见面。 　　据史料记载，二人初会相见甚欢。《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王弘诲“跟他们(指利玛窦及其助手)差不多谈了一整天，而且他十分大方地不仅表示友谊，还赠送贵重礼品”。第二天利玛窦在王弘诲的官船上“受到甚至超出他所预期的尊敬而又客气的接待”。二人谈锋甚健，一直聊到深夜，使两位本来素昧平生的中西人士结下友情。王弘诲还向利玛窦承诺，可在适当时候把他引进北京。 　　七年后，王弘诲起复原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在韶关找到了利玛窦的助手郭居静，在其陪同下在南昌见到了利玛窦。此时的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事业十分顺利，和江西巡抚陆万垓等各级官员、当地名士，乃至分封于此的建安王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他一直所期望的进京却没有丝毫进展。1595年，他曾试图跟随兵部侍郎石星前往北京，但只到南京就被阻拦，他试图留在南京也没有成功，只能返回南昌继续等待，终于等到了王弘诲。 　　在南昌，王弘诲答应利玛窦陪他再赴南京。不仅如此,王弘诲还主动提出，可以利用自己去北京参加万历皇帝大寿庆典的机会带领他进京。据史载，王弘诲还笑对利玛窦说，传教士们准备进献的在当时中国十分新奇珍贵的玻璃三棱镜、时钟等，可以成为见到皇帝的“垫脚石”。 　　1598年7月4日,王弘诲等与利玛窦等人一起乘礼部尚书的官船离开南昌，开启了传教士的首次进京之旅。此时，正值“壬辰倭乱”，中国援朝抗倭战况正酣，任何外国人都受到怀疑，整个旅程只能在秘密中进行。他们先悄悄到达南京，后为避嫌兵分两路，王弘诲自陆路进京，利玛窦则和王家家人、差役一起稍晚乘船沿大运河北上，终于在1598年9月7日(即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到达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随即秘密住进了王弘诲的府邸，这时距万历九年(1581)利玛窦从印度来到澳门，已整整十七年。 　　在自己的笔记中,利玛窦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用大量笔墨记述了自己来到倾慕已久的大明政治文化中心的感受，充满了激动喜悦之情。 　　“如果没有王弘诲，就不会有利玛窦的这次进京”，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杨权评价这一事件时说。利玛窦是历史上第一位成功进入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他的进京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正面碰撞与对接的标志，利玛窦也因此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而王弘诲在利玛窦进京这一重大事件中，充当了策划者与引路人的角色, 作用至关重要。 　　一个准天主教徒的深层动机 　　“王弘诲和利玛窦相识是一种巧合，似有某种天意。”杨权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2007年的一天，他主持编纂《全粤诗》的过程中，正在整理王弘诲的《天池草》等文集，恰巧案头有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他发现，《利玛窦中国札记》多次提到一位“王尚书”、“王忠铭”，也就是王弘诲，但在王氏文集中却没有利玛窦的丝毫痕迹，仅在区大伦撰《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中有所记载。这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从各种文献中抽丝剥茧梳理出两人的交往过程，并形成论文《王弘诲与利玛窦首次进京》。 　　“这篇论文最大的发现是王弘诲对天主教的信仰。”杨权说，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王弘诲可能已经成为一名准天主教徒。《利玛窦评传》记载，利玛窦说王弘诲“对我教就更有感情了，虽然始终由于某些很大的障碍（即娶妾）而不能入教”。而王弘诲对利玛窦宣讲教义的反应则是，“基督教义是难以理解的尽善尽美，他对这一点赞不绝口”。要不是王弘诲的多妻身份与天主教义的要求有冲突，他很有可能成为利玛窦发展的第一位高官教徒。后来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多部西方科学著作的李之藻，就是在交往多年之后，终于下决心辞去小妾才正式受洗的。 　　另一个证据是，王弘诲的一个儿子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受洗礼；加入了天主教，教名“保罗”。此人后来于崇祯五年（1632）到澳门把外国传教士请进海南，开启了天主教在岛内传播的先河。在那样一个“父为子纲”的时代，如果没有王弘诲对天主教的认同，“王保罗”是不可能成为教徒的。 　　利玛窦在札记中记载，王弘诲主动领他入京，是为朝廷修订历法服务。同时，王弘诲任职南京礼部尚书，本就有接待外国人，并把拥有特殊知识和技艺的人带入朝廷服务的职责。杨权认为，这些考虑无疑存在，但认同天主教，帮助利玛窦发展传教事业也是王弘诲带他入京的深层动机。 　　利玛窦的首次进京运气并不够好。在王弘诲的四下活动之后，西方传教士们终究没有见到皇帝，终于在11月离开北京。 　　利玛窦曾经距离实现自己的愿望非常接近。王弘诲找到了一位相熟的宦官，给他欣赏准备进献皇帝的西方礼物，希望代为转递利玛窦给皇帝的奏章。这位太监对自鸣钟、圣母像、八音风琴以及玻璃三棱镜等表示了认可，但告诉他们现在是与日本战争的非常时期，“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加分辨，认为他们全部相同，或者几乎相同，所以可能把神父们当做日本人”，因此不能代表外国人向皇帝进言。 　　杨权表示，这也是为什么王弘诲对这段经历只字不提的原因。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自己的文集里大肆描述和外国人的交往，对于政治生命来说是危险的。历史上并非他一人这样做，明末名臣瞿式耜曾正式受洗入教，但他同样在自己的诗文集中只字不提。 　　两次交往的偶然与必然 　　没有见到皇帝，利玛窦有些失望，但他此行收获巨大。除了初次见识北京和朝廷的上层人士，他还在王弘诲的保护下顺利回到南京并成功留了下来，在王的引见下结交南京高官名士，还用自己的知识和魅力扩大影响，甚至和高僧进行辩论获胜，声誉鹊起，为再度进京打下牢固的基础。 　　“王弘诲与利玛窦首次进京，是偶然也是必然。”杨权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势赋予二人这样的使命。 　　杨权认为，王弘诲和利玛窦能够相交相知，来自二人精神上的契合和人格魅力的吸引。利玛窦的宽容精神与渊博学识让王弘诲欣赏不已，而王弘诲所具有的文人风骨和名臣风度，也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利玛窦而言，不仅穿衣打扮与一般中国人无异，而且在内心中对中华文明亦由衷赞叹。他在札记中说，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而王弘诲给利玛窦的印象是德高望重，为人谦卑好学，尤其继承了丘濬、海瑞等明代琼州名士的刚正秉性，不像当时一些官员那样贪污腐败，恶名缠身。他的深厚学养也使其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了敏感和好奇心，大胆地想利用利玛窦身上的西方算学和天文学知识，“将把他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 　　在王弘诲和利玛窦身后，诞生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被”两股潮流，《几何原本》等西方近代科学和天主教福音一起被翻译，纳入汉语语言体系；同时，《四书》等东方文化典籍被翻译成拉丁文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根据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中西双方都从两股潮流中受惠，并推动各自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在中国是康乾盛世，在欧洲是启蒙运动。 　　1600年的5月18日，利玛窦等第二次从南京向北京进发，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顺利的把礼品进献给了皇帝，并得到诏书准许定居北京。从此，他就永远的留在了北京。 　　利玛窦再次进京，王弘诲已无法同行。前一年，他再次主动“告休”，致仕南返。临行前，他又“向他在北京的朋友们发了信,推荐神父们到首都去工作”，为利玛窦留在北京出了最后一份力。 　　自此，两人天各一方，终生再未见面。但他们对彼此深深的仰慕与影响，已经烙刻在历史的印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