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版图上，陈序经和岑家梧都占有不应忽视的位置。 　　艺术史、原始社会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族与水书、汉族民俗、黎族社会经济……徜徉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岑家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岑家梧成为高挂在中国文化天空的一颗星辰。 　　在他54年的有限生命中，每一段经历无不写满传奇。 　　年少成名 　　岑家梧，对大多数公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人们必然不会忘记他。 　　艺术史、原始社会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族与水书、汉族民俗、黎族社会经济……徜徉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岑家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岑家梧跻身大师之列，成为高挂在中国文化天空的一颗星辰。 　　通过周边的明星，很容易找到岑家梧的定位。 　　“南岑北费”，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流传的一句话。“北费”，指的是费孝通，1936年，年仅26岁的他根据对故乡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就著名的《江村经济》，成为人类学中国化的开山之作。“南岑”，就是从海南走出的岑家梧，他同样在1936年，年仅24岁时写出《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部专著并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举名动学界，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宗师之一。直到今天，其中的《图腾艺术史》仍然是我国研究古代社会图腾文化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 　　另一位常常被拿来和岑家梧并提的大师是陈序经。因为他们同为海南老乡，也许更因为他们同样学贯中西，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海南大学教授李鸿然说，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版图上，陈先生和岑先生都占有不应忽视的位置，都是“海南走出的文化大师”。在岑家梧50多年的生命中，他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逾百万字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在他所涉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其用功之勤和硕果之多，令人惊奇。”  　　卖文求学 　　岑家梧1912年出生于海南省澄迈县永发镇岑后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这个生命的起点到成长为一位学者，走上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对于岑家梧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在岑家梧的长子、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岑龙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给他们讲述自己身世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也是岑家梧在家人面前唯一一次详细谈到自己的身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岑家梧已经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著名教授。有一天，他带着全家人去高级西餐厅聚餐，却自己在家用玉米面做了饼带着，全家人就着西餐吃玉米面饼，惹得餐厅的服务员不时用奇怪的眼神瞄着他们。儿子忍不住提议：回去吃饭，不要在这吃了。一贯温文而雅的岑家梧当场发怒，一言不发往回走。到了家里，他把两个儿子叫到院子里，一家人坐在菜地旁，清凉的晚风送来花香和湖水的气息，岑家梧慢慢讲起了自己的身世，沉浸于往事之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岑家梧的故乡澄迈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小农之家生活幸福，其乐融融。他天资聪颖，从小爱读书，每天鸡一报晓就起床读书，在乡里有文名。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家境顿时衰落。 　　好友王峯在为岑家梧1933年出版的文学作品集《过去》写的序里提到：“在他刚上七岁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弃世了，不多久父亲和姐姐又死了，这在他正在展开的童心上，是来了一个何等重大的袭击！在最近的几年内，两位嫂嫂又相接着离开人世，此刻所存的家人，只有一位哥哥和两个不满十岁的侄儿而已。”序中又说：“作者的经济环境，是万不许他有读书机会的……他在南国时，便无日不和困苦奋斗，有时挣不得钱来，捱着饿也是常事。” 　　1926年，岑家梧14岁,因无钱读书不得不辍学，随着乡人到广州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的努力,终于获得一位族伯的帮助，进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岑家梧又幸运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但仅仅读了半年，又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赶出校舍。岑家梧依然没有放弃，他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另一方面，他想了很多办法避免用单纯的体力劳动赚钱，以免磨灭了自己读书的意志，于是他用了许多笔名，在不同甚至对立的报刊用不同身份发表文章，终于可以勉强维持生活。这种挣钱生活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后来他在日本留学期间。 　　岑龙记得，父亲常以自身经历教育两个儿子：“我出身贫寒，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唯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在这个时候，岑家梧研究的兴趣更多集中于文学、艺术和戏剧。他曾在《中国艺术论集》自序中说：“余性嗜艺术，幼曾习画，以家贫莫能继。”他最早出版的书籍《劬燕集》《过去》和论文《元代的杂剧》主要收录了他这段时期的文艺评论、文学作品以及对中国古代戏剧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和戏剧领域，他后来也有过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他引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初试啼音 　　1929年的一天，岑家梧到北京大学旁听了一节学术演讲，演讲者是著名民俗学家许地山。听完演讲，将海南家乡和黎族的风俗比照人类学民俗学的知识，他对这个学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此后，他多次向许地山求教，并在其介绍下读了许多西方人类学的著作，从此找到了自己为之一生奋斗的事业。 　　岑龙表示，据说祖父（即岑家梧之父）是会“跳神”的。岑家梧耳濡目染，对祭祀等风俗活动必然十分熟悉。一旦得到名师指点，将海南独特的风俗纳入到科学的人类学理论体系中去思考和研究，这种可能性对岑家梧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日后，海南汉族和黎族的社会风俗的研究的确成为他研究成果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在田野调查中，对“跳神”等带有原始宗教和祭祀的风俗也特别注意，对西南地区的布依族进行调查写成的《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仲家即布依族、作桥即打醮），就是直至今天在该领域依然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31年，岑家梧经过努力，如愿以偿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这里除了许地山，还有何思敬、邓初民、胡体乾等名师，他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社会进化史、人类学等，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基础。此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偶像———深入印第安部落进行社会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家、《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他已经“偷偷立下志愿，梦想着像摩尔根一样到边地去，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 　　一旦找到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勤奋的岑家梧马上就奉献出丰硕的成果。1932年，他与中大同乡同学、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王兴瑞合著12万字的《琼崖民俗志及其他》（1936年发表），可以看作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初试啼音”；1933年，二人又将其中戏剧部分扩展，单独写成《海南岛土戏研究》（1940年发表）。这是国内第一次将海南汉族民俗纳入全面科学研究的著作，其中关于海南土戏———琼剧起源和历史的研究，至今仍为琼剧研究者反复引用参考。岑家梧在其中说：“是编所述琼崖民俗，便是站在进步的现阶段上：我们并不以明白琼崖民俗的实况为满足，还要进而探求各种民俗产生的背景。”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从此开始了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开启了自己“中国的摩尔根”之路。 　　不懈地勤奋与努力、面对艰难困苦的坚强淡定、对学术研究的深切渴望，使一个穷孩子的成才奇迹几乎成为一种必然。1934年初夏，幸运再一次降临岑家梧头上。刚读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经商的族伯岑廷树资助，留学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师从松树僚博研究体质人类学，还结识了著名人类学家松村武雄和小原铁等。如果说，之前在北京和广州的学习是打下专业基础，那么日本的留学经历就赋予了他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使他迅速走近国际学术前沿，走到了学术舞台的中央，他的人生轨迹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行走边地 　　到了日本，岑家梧的生活甚至比国内更为艰难，尽管他总是想尽办法多发表一些文章换稿费，但还是常常接济不上，他不得不和一些留日同学一起，专门去菜场拣当时日本人丢掉的猪下水来吃。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在学术上薄待岑家梧，而是给予了他更多的回报。在日本三年，他学术上最大的收获，是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专著，并在1936—1940年间由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 　　仅仅24岁，连续出版3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岑家梧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巅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图腾艺术史》，其揭示了图腾艺术产生的原因，深刻地阐明了图腾与艺术的关系，被公认为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专著，在当时就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本，也是至今唯一一本全面阐述图腾文化的科学研究专著，今天还在被广大研究者反复引用印证；它不仅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当时西方学界也为之一新。自从第一版之后，该书在两岸三地数次再版。半个世纪之后，旅美人类学家卫惠林在1983年再版序中依然写道：“在30年代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研究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是难能可敬，厥功其伟。” 　　李鸿然曾撰文评论，未及而立之年能有这么大的成就，作者的学力令人惊叹，说明他不但走到了相关学科的前沿，而且登上了学术的制高点，从此作者名播中华，卓然成为方家。 　　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岑家梧和许多留日学生一道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名声、殊荣并没有带给他虚荣，恰恰相反，他在熟悉的土壤上走向更为成熟的学术道路，逐渐成就大家之风。 　　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西迁云南，岑家梧一家也随学校进入西南地区。1938年，他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到云南展开为期1年的民族社会调查，真正开始了他求学时就一直所决心要实践的“摩尔根式的生活”———边地社会调查。 　　从1938年到1946年，岑家梧先后在迁入西南的西南联大南开经济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山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校任教。和写作“史前史三著”时不同，他并未坐在象牙塔里作经院式的研究，而是辗转于滇、川、黔诸省之间，多次深入乡间，进行民族调查，或进行文物考古和艺术考古，餐风宿露不辞辛劳，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 　　受教于岑家梧的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徐杰舜曾撰文说：“经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严格训练的岑先生留学回国后，即深入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云贵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田野调查，其田野调查功夫之深细，至今都令人拍案叫绝。”　　　　　　  （下转B5版） （上接B4版） 　　卓然大家 　　如果将岑家梧的学术生涯分为3个阶段，《图腾艺术史》等3本专著可以视为第一个阶段，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宽广的视野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结合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让人瞩目的研究；抗战回国到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视为第二个阶段，他深深扎入了自己的研究土壤，像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一样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在实践中逐渐成熟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树立了自己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第三阶段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他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成熟和拓展的阶段。毫无疑问，在岑家梧成为“大家”的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  　　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岑家梧卓然成家而离他远去。岑龙回忆说，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父亲和母亲冯来仪靠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日子过得很艰难，他的头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先后夭折。此时的岑家梧已近中年，失去孩子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献身学术的信念，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刻苦著述。 　　“西南是原始文化的展览会，又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它在人类学及文化史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陈序经为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所作序言中的话。抗战时期，众多知名人类学民族学家云集西南，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这也为岑家梧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深入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大西南，完成了他学习社会学人类学以来的夙愿。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中逐渐提出改变当时学界从西方角度对中国西南民族开展的研究，强调建立民族学研究的中国视野，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身体力行贯彻，对后来的中国民族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6年抗战胜利后，岑家梧回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岭南大学副教务长等职，并参与创办珠海大学，开始参与到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同时，西南田野调查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 　　这一时期的论著，以民族学为核心，同时又广泛涉及到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领域。其中的代表作如《水书与水家来源》，首次详细介绍了水族和他们独特的文字水书，成为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全面展示了布依族宗教活动的全过程，则堪称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传世经典。 　　戛然而止 　　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由于深受《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人类学著作的影响，岑家梧早在《图腾艺术史》等学术研究论述中，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唯物史观，对于引领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意识形态，很快就融入了他的学术研究中。 　　在工作上，岑家梧先是1952年奉派参加接收岭南大学，随后参与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调整并入新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1953年，奉命筹办广东民族学院，任筹备组副组长。同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即中南民族学院），后担任副院长。 　　在学术上，他多参加官方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1951年7月，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到广东北部和海南岛等地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6年，被委派为广东调查组组长，赴海南作黎族社会经济调查，在调查组撰写几十万字调查报告同时，他先后发表《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等论著，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建国后到1957年，可以说是岑家梧生活条件最好的一段时期。据岑龙回忆，此时他已是著名学者，工资比较高，只要各地的朋友来，他都自费请客，又喜欢买书，常常接济人，尽管不时要做“月光族”，但也说明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同时，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此时，社会学人类学已经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缔，一些著名学者如费孝通、雷洁琼等纷纷转入民族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岑家梧的学术研究受此影响，更偏重于民族学和历史学方面。他的学生徐杰舜撰文回忆，他一边在大学讲授古代史、艺术史等课程，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历史知识之中，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合理的论证，使学生能够联系本民族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一边参与新中国组织的民族调查，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直接的依据。 　　事实上，岑家梧对此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正如他所说，为“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而努力。”对海南黎族经济社会的民族调查，特别是“合亩制”的调查就是其中的典范。在他主持下，调查组撰写了38万字的调查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及开发建设黎族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提供了珍贵的范本。 　　在展开海南黎族的民族调查之初，岑家梧制定了四至七年的全面调查计划，力求使之成为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样本。遗憾的是，第一阶段调查刚刚获得各方肯定，他就陷入了“反右”政治漩涡，少数民族调查也就此中断。1958年在全国民族工作科学讨论会上，他被点名批判，在批判名单上位列“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首”的费孝通之后，成为“大右派”。两个名字在30年代的“南岑北费”之后再次并列，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 　　1960年元旦，岑家梧“右派”帽子摘掉了，从下放的农场回到学校。此时正就读于中南民族学院的李鸿然回忆说，他在历史系、政治系担任民族史和民族志教学，后到民族问题研究室从事专题研究，去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论做什么，先生都一如既往，带着天降大任般的心态和热忱。”他先后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国原始社会史》两部专著，以及一些重要的论文。1965年夏季，他借奉派去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四清运动”之机，千方百计调查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料，准备在日后教学与研究中使用。 　　然而，岑家梧终究没有逃离政治运动的阴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而至，岑家梧首先受到冲击，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情的批斗和迫害。9月4日，一代大师陨落，年仅54岁。在离世之前，他已经规划好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美术史》等重要的著述计划，最终只留下了部分篇章。 　　“尚未完成的天才”，这是不少研究者对岑家梧的评价。然则，他已经用自己无比的勤奋和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社会现实和历史，终究成为一代文化大师。在他不长的生命里，人生展示给他的坎坷曲折几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少年父母双亡、中年丧女之痛、长期经济窘困、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意外劫难……种种厄运，都没有阻止他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正如李鸿然所说：“从岑先生身上，我们最鲜明最直接地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和他辉煌的学术成就并列于海南的文化天空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