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海燕 　　读张浩文的小说，总觉得他与这个时代不合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这在他前两部小说集《狼祸》、《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里已经有所体现，而其新近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长在床上的植物》（南方出版社，2011年9月）这种倾向就更鲜明了。 　　张浩文的逆时性首先表现在他的文学观念上，他提倡单纯的文学，主张文学的伦理承担和道德净化。《长在床上的植物》这本集子里的许多篇章就是他对自己理论主张的践行。《白玉灯》中的父亲及黄墚村的所有村民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和赡养一个双目失明的工艺师，即使被人误解也绝不后悔；《长在床上的植物》中的何琴为了唤醒已经成了植物人的男朋友不惜一切，即使搭上自己的名声和身体也在所不惜；《潜伏》中的卓子和叔叔心地像月光一样纯洁，他们爱护集体财产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些单纯的人，他们性格单一，行为固执，守仁践义，百折不回，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傻瓜和笨蛋。 　　可是写纯粹和善良的人物，写简单和透明的故事显然与当下的文学潮流太不相符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要么是欲望化的文学，盛赞的感官、肉体、享乐、利润、资本，要么是娱乐化的文学，是穿越、玄幻、游戏、嬉闹。看一看现在的阅读排行榜和文学畅销书，就知道张浩文的小说与这些时尚的差距有多大。 　　《长在床上的植物》中有一个中篇小说《关于一座城市的兽话》，写了一个名叫N市的地方发生了一场生态大灾难，这场灾难源于该市人们近乎疯狂的“爱兽”行为，所有动物，包括苍蝇蚊子臭虫细菌都被人们当作宝贝保护起来，导致了瘟疫霍乱等流行病大爆发，人口大量死亡，到最后人反而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不得不建造特别保护区将人保护起来。这个看似荒唐的小说其实给我们以惊心地提醒，让我们反思绿色恐怖主义和环保偏执狂行为，不能把旨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环保运动异化为人类的自我灭绝行为。在生态运动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和权威意识形态的今天，张浩文的写作简直是在跟世界潮流做对。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权力博弈的筹码，再看一看张浩文小说中所写的那些借生态产业发财、借环保问题成名的各种啼笑皆非的情节，你就会明白所谓生态环保问题绝不是不可讨论的话题。起码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上，在所谓祛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议题上，都值得深入思考和审慎实施。张浩文的这篇小说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唯一一篇“反生态主义”的作品，其意义不可忽视。 　　张浩文的逆时性还表现在他写作题材的选择上。眼下人们最关注什么？无疑是权力和财富，因此凡是与此相关的题材都可能是畅销的，这些年官场、商场、职场、战场、情场都是作家争先挖掘的题材宝库，大人物、英雄、成功人士、俊男美女是小说以及银幕屏幕的绝对主角。而张浩文的小说都写的是什么呢？农民（《杀鸡给鸡看》、《白玉灯》）、民办教师（《白馍》、《浇花记》）、残疾人（《五条腿的生活》）、小偷（《两个小偷》）、病人（《长在床上的植物》）……这些人在今天都是被边缘化了的零余者，他们生老病死在强势者的目光之外，在一个崇拜强者向往成功的社会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关注他们，因此描写他们生活的文学作品注定是寂寞的。 　　可是弱势者也是人，正因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有良知的作家才更应该向他们敞开胸怀。张浩文正是这有良知的作家中的一员。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做一个激进主义者容易，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更会博得名声，可做一个保守主义者就需要耐心和定力了，而做一个逆潮流而动的人则需要勇气了，他要有被这个时代彻底抛弃的牺牲精神。可是文学恰恰需要的是这种沉潜和淡定，真正的好作品往往是目光向下和目光向后的，是对文化传统的充分吸纳和对世道人心的深层开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认同韩少功的说法：“张浩文无疑在承传着某种真正的小说精神，守护着古典的神圣。应该说，他比很多畅销小说更能代表小说，是这个时代人数越来越少的小说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