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指导员的时候，因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干部与战士的服装布料、裤子相同，只有上衣不同。干部上衣有上下四个兜，战士上衣只有上面两个兜。有的老兵回家探亲时，为了光面子，专门借干部的四个兜上衣穿。官兵祝贺某人提干了，也常说：恭喜你穿上四个兜了。我提干直至当上指导员后，还有两身战士服没穿烂。我经常喜欢穿战士服。那时部队只规定战士不能穿干部服，没规定干部不能穿战士服。

　　1978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去宣化炮兵学院政治系读书。我仍然穿着士兵服去报到、上课。宣化炮院是指挥学院，只有团营职干部才有资格上政治系和军事系读书。所以，当我提着书包上课时，经常引来异样的目光：战士怎么能到这里学习？我的心思全用在读书上，根本没考虑穿着打扮，哪怕脸颊冻得像猴子屁股，我也从来没想过买点护肤膏什么的。另外，我是参沙子上学的，整个政治系十五班一百名学员中，只有我和耿指导员两个正连，其他全是团营。同学们都知道我是干部中的新兵蛋，还有士兵衣服没换装完，穿也很正常，不是做作。

　　1978年12月，学院组织真理标准讨论，每个班要推举一个学员代表发言。也许因为我是本班学员中的新兵蛋，也许是同学们要培养我，大家就推荐我到学院参加大会讨论发言。我把发言稿写好后，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帮忙看了一遍，提出了修改意见，傅荣恩政委和谭建华教导员还亲自帮我作了修改。我为了确保该露脸时决不露屁股，不给政治系丢脸，利用两个早晨把稿子背熟了。

　　学院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大会那天上午八点半，我斗志昂扬地走向讲台左侧备讲席时，被大会工作人员、学院政治部的一个干部拦住了：“你干什么？”我说：“我准备上去发言。”“你发什么言？”他知道这是学员的理论讨论，没安排战士发言。我说，我是政治系十五班的学员。他头一扭：“政治系哪有战士学员？”我说，我都当两年指导员了。他还想说什么，学院哲学教研室的崔教员走了过来。他认识我，大手一挥，像交警指挥动作：“让他上去！十五班学员。”

　　其实，在我那身士兵服上，还发生过好些故事。1977年，我连有个入伍不久的新战士，从山上伐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让扛在肩上的大锯掉下来，扎在膝盖上，并发感染，造成髌骨坏死。手术后，情绪低落。因我连距离治疗单位一六二医院只有三公里，我下班后去找他谈过两次心，讲了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故事，鼓励他正确对待并战胜病残。

　　谁知第三次去时，这个战士悄悄对我说：“指导员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了。”我问，为啥？他说：“我们科的护士长很反感你经常往这里跑，说你这个班长不在连队好好呆着，整天往医院跑什么？想来看姑娘，钓妹子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里的护士，不是正连以上干部，别想打她们的主意。他一个小班长，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对他说：“你为啥不告诉护士长，我不是班长，是你的指导员，只是没穿干部服呢？”他说：“我说了，她不信。她还说‘现在许多战士做梦都想提干，只要穿上四个口兜，就跑到我们医院显摆，他都当上指导员了，干嘛还穿两个口兜，神经啦！你看他那白面书生的样子，嘴上连胡子都没有，哪像个指导员？你骗鬼去吧！’”说完，他委屈得眼泪直流。

　　再后来，有人给我做媒，说是一六二医院某科护士长，我立马反应过来，就是那个曾经污蔑过我这个穿两个口兜军官的人。我很不客气地对媒人说，你让她嫁给别人吧，我配不上。不久，她嫁给一个连职干部，随夫转业了。

　　三十多年后，她来海南旅游，我接待过她。桌上，我真想调侃一下她当年污辱我的事。话到嘴边打住了。我只是围绕这两个口兜上衣发生的故事，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古人的话：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