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时，我对君特·格拉斯一无所知，尽管王小波提起过他，但这位突然离世的作家更推崇的应该是杜拉斯和她的《情人》。君特·格拉斯被我忽略了，直到他因获诺奖被全面翻译推介。我最先读到的是《猫与鼠》。那本小书竟让我读了一个多礼拜，这当然不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活着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但读过这本小书之后，之前看过的那些作品在我视野里都模糊了。如果说过去我读到的那些伟大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哈姆雷特》、《浮士德》只能让我跪拜的话，这本《猫与鼠》让我长吁一口气：“这就是当代名著！”很快，我又看到了那位敲着铁皮鼓的小奥斯卡。他目睹了战前和战时的德国，以个人视角（一个流浪汉的、被抛弃和边缘化的视角）描述了二战史，以拒绝长大，做个人的抵抗。我相信，书中所描述的就是作者眼中战时的但泽（作者的故乡），那样一种强度和硬度的现实，必须通过变形和某个深刻的隐喻才能表达到骨

　　头里。“他找到了奥斯卡不愿长大这个隐喻，并让这个人物不断敲响铁皮鼓。”这是我的发现——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文学学徒，在名著中偷偷学艺，自我教育。这个据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拉什迪语）的《铁皮鼓》，就这么让我摸到写作的边界。

　　又转过一年读到格拉斯的《狗年月》，还是纳粹上台和覆灭那段“狗年月”，还是籍此“追溯受难者、失败者和各种人们希望抛诸脑后的谎言，”作者继续充当“揭开被捂住伤口的那个人”。之后，我又读到他的新著：《我的世纪》。这是由100篇短篇小说构成的历史长卷。小说从1900年一个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士兵的自述开始，到1999年作者的母亲103岁自白结束。这本书让我明白，长篇小说也可以这么写。又过了几年，再拜互联网所赐，看了电影《铁皮鼓》（1979年版，沃尔克·施隆多夫导演），而且看了不止一遍。这就是我阅读君特·格拉斯的简历，而这位作家对我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

　　格拉斯那篇日后对我有深刻影响的获奖演说辞，不知是因为海南岛闭塞还是当初根本没被刊登过，我在它发表十年、或更久之后才看到。“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这就像一位文学教父在一个信得过的课堂上告诉你，“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真理”，我们这些被灌过铅水的大脑，被不断夯打又突然落空的心脏，因为被撬动而带来的惊慌失措，而带来的迷惘和愤怒，也许会抚平不少，也许会清明许多。

　　我们这代文学学徒幸运的是，在学艺期间，这个时代伟大作家的作品相继引进国内：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伯纳科夫，远一点的乔伊斯、菲茨杰拉德、伍尔夫。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文学教父，在我们经过的日子里谢世。去年是马尔克斯，今年是君特·格拉斯。这些养育我们心灵的大师就像一座图书馆，像一肚子学问和人生经验的教父，我们总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滋养和恩惠而从未有机会表示感谢，这篇小文就算是对大师的最后道别。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