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清末的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是当时中国最为西化摩登的都会，那么身为帝国都城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则面临着更大的张力与冲突。《劳作的女人》描绘的正是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市井空间中普通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

　　可惜的是，程为坤先生没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正值作者学术研究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他与夫人雷小萍遭遇车祸，双双离开了我们。事后，他的朋友王笛、同门师弟马钊和多方的合作、努力，终于使得这部著作面向读者。作为历史中的那些女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另一个时代关注于她们的生存，她的幸福与痛苦、自由与挣扎。但从后人看来，《劳作的女人》不仅仅是一本学术专著，更像是一段历史的影子，一群人活在上面的画卷，主角便是20世纪初北京的底层女人。

　　■她们曾站在门槛内看着门外的世界

　　1982年，程为坤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毕业之后又在清史所工作了5年，这一段时间他借阅了大量近代史资料。1989年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史，在清史所期间他就已经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从反洋教运动、秘密社会到政党、文化的转型等等。在博士期间，他着重关注20世纪初女性面临的挑战、形象塑造、改造城市社会结构等，并且对中国女性生活的考察研究成为了他的博士论文。

　　尤其随着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热化，对女性解放的研究成为了一门显学。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女性只能局限在家庭这一狭窄的空间内，女性的活动、技能也只与家庭技能相关。但随着城市的变化，尤其是物质生活的拮据、西方文明的影响等原因，女人渐渐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公园、戏院、舞台、工厂，甚至妓院。一开始她们只能做一些与家庭技能相关的工作，帮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或者去别人家做佣人，从工作能力上，女人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身份，她们的空间生活只是由自己的家走向了别人家，仍然是局限的家庭空间。并且此时，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向女性敞开大门，甚至连出门逛街都是不被允许的，更不用说出去工作，在男女性别意识上，女性本身就不具备工作的能力。如果作为消费者，她们还可以凭借自家的经济优势，在家人的陪同下偶尔为之，如果作为生产者，在一开始甚至会被人耻笑，即使后来社会上开始接纳女性劳动力，她们的工资也远远低于男性。

　　后来，由于战乱和经济的匮乏，女性开始尝试更多的职业，其中娱乐业为女性提供了更为可观的收入，男性在对其充满渴望的同时，也给予了极大的羞辱。其中因为男性作为主要观众和消费者，“女性”的戏子身份很容易发展起来。戏院利用女性的“美”赚取了更多的收入，也不再延续传统的规定，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角色。她们穿着简短的衣服，露出部分皮肤，摆弄出诱人的姿势，这比男性演绎的“女性角色”更让男性追捧。当然，这一行业的女性很容易让人想到妓女。其实她们之间并没有实质的等级与差别。那些妓女多半是被拐卖、诱骗走向这个行业的，其最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由于这个行业提供的物质享受，她们也渐渐将其定义为自己的职业，作为生活的手段，并且这个行业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管制。从这一点看，女性公正地走进大众视野是非常困难的。程为坤先生从城市空间这一角度来做此分析。男性是占据了家庭以外的所有社会范畴，并多方因素——伦理道德、工作技能、警察管制等将女性关在了家里。

　　她们站在门槛内看着门外的世界，如同枯树一般绝望。饥饿、贫困和男性的逼迫，她们小心翼翼地走上街头，争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又必须忍受着社会的歧视、地痞流氓的猥亵、拐骗者的陷阱。当所谓的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时候，女性的解放也似乎只局限在了那些女学生一场场的运动和演讲，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新出路。当然在新思想的激励下，女性离家出走的机率越来越大，不管是因为家暴还是爱情，城市的女性开始选择离家出走或者私奔。比起走出家门去做戏子、妓女，这样的举措显得尤为自由，有时还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但一时冲动并不能带来永久的安逸和快活，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尤其严重。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讲“娜拉走后怎样？”此次演讲就是针对那些毅然离家出走的女性。因为很多年轻的女性为了享受这份自由带来的快感，而不惜放弃一切，但是她们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鲁迅也并不鼓励她们做这样的“娜拉”。程为坤在书中还说到，城市的女性出走率要比农村的出走率高，因为农村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城市公共空间的增多也为她们提供了暂居之地，却不能为她们提供生活的保障。生活保障的缺乏让她们在外面更容易遇到危险。书中举出了大量的例子，很多女性离家出走之后，都被卖到了妓院。甚至还有很多女性在黑暗的巷子里就会被抢劫或被施以淫邪，外面的世界似乎并不比家庭好多少。

　　■她们在社会中一直处于逃离与围困的状态

　　作者将这一论题框在了1928年之前，他认为这是历史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确实，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影子，又可以预见工业文明里新型女性的命运。这样说来，女性的命运在自己抉择的同时也是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她们在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两难，尤其是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逐渐演化中的困境。“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其表现有许多矛盾：她们是探索者、利用者、侵略者；她们是勤劳的工人、无所事事的游荡者、斤斤计较的顾客；但同时她们可能也是社会的问题，需要被监视、限制或保护。”这让她们看起来像是历史传统中的突围者，在改革精英那里她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在社会经济来看她们又是强韧的劳动力，在伦理道德那里她们必然是背叛者（尽管她们也曾是伦理道德下的受难者），从本书的城市空间来看是女性带来了另一种格局——社会要将女性纳入其主要的结构。

　　即使是在当下，女性的问题仍然被热议，尤其她们认为社会给予她们的部分太少，对“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敏锐，并迅速作出反击。她们像男人一样走进工厂，甚至有的还像男人一样卖苦力，同样干着又脏又累的伙计。从整体来看，这些女性的劳动力仍然要比男性廉价，同时在一些岗位的招人计划中仍然拒绝女性，当然，也有一些岗位只要女性。但这从未影响到她们像男性一样，去参与社会的全面建设，来证明女性的自我价值。可是，社会似乎没有因此作出新的调整，男人仍然是社会的主力军，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女性的行为只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也在近几年热播的家庭剧中有所体现，有的男性驻留在家里，而女性出去打拼，当然女性要有足够的能力养活家庭，尽管如此，男性还是受到了来自各界以及自身心理的压力，演绎出了很多悲苦的情节。然而，从社会底层的家庭来看，往往都是夫妻两个同时外出工作。而且，随之产生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夫妻关系破裂等问题又为女性提出了新的难题，似乎是因为她们才产生这样的问题。她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别意识”来达到一种社会地位的平衡，而社会只能用不断翻新的问题来阻挠她。

　　两性关系，或者说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一直处于进攻与反击、逃离与围困的状态，而没有认真探究过矛盾的所在。由于男权意识对社会形态的控制力，女性从不认可她们的样子，无论是小家碧玉、温柔贤惠，还是妖娆妩媚、风情万种，同时她们又为女汉子、女强人形象而苦恼。因此，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定论女性是被解救了还是又被置于新的牢笼中，这样想下去，只能陷入不尽的虚无主义。那么，程为坤先生从城市空间来探究女性的位置，赋予空间以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客观地描绘一段历史的女性生活，似乎更具有现场感和真实感，而避开了社会形态中总是产生争议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