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末，临高县博厚镇马袅地区的57名寒门学子即将走出村庄，踏上人生新的起跑线，开启象牙塔生活。临行前，学子们的银行账户上多了一笔钱，钱从今年刚刚成立名为“临高县马袅助学协会”的社会组织转来。这是坚持助学7年的协会负责人王新凯期待的时刻，对他而言，家乡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有了“保障”。

　　与王新凯相似，近年来，我省一批民营企业家、退休老干部、有识之士返乡，成立各类民间助学组织，希望借此为家乡的教育添砖加瓦。记者从省民间组织管理局获悉，我省乡镇民间助学组织数量逐年增长。然而，乡镇民间助学团体因其独特的“草根”特性，资金筹措难、使用随意性强、组织薄弱等问题也相伴相生。如何帮助、引导这些乡镇助学组织，使它们更加规范，让它们成为我省教育慈善新力量，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助学渠道1

　　企业家创业成功还乡助学

　　年纪轻轻出门打工，所以更深刻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

　　在临高县马袅地区出生的王新凯从小家境贫寒，不仅少年辍学还时常居无定所。年纪轻轻出门打工，让他比其他人更深刻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我到深圳打拼，发现自己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越是没读过书的人越知道读书的重要。”

　　2007年，经过努力，生意成熟积累了一定资金的王新凯返乡，看到贫穷落后的村庄依然有大量农村家庭为孩子筹集学费愁眉不展，他决定出资助学。不过，当时王新凯只能零散的开展善举，“得知村里面有孩子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提着现金，到这些孩子家里，把钱留下，人就走了。”

　　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王聪表示，未向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民间组织但从事助学爱心人士，不受民政部门的约束和管理。“这样的助学行为具有随意性，而且可能今年‘有钱’就做了，明年‘没钱’就停了。”

　　多年来研究我省民间组织助学工作的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副秘书长文文也表示，时至今日，在我省的乡镇助学中，很多基层单位或个人是在没有登记注册合法民间组织的情况下操作的。“一些基层村委会或学校对外宣称成立所谓的‘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募捐，但实际是不合法的。”

　　王新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乡亲们的鼓励下，今年7月，王新凯到临高县民政局注册了临高县马袅助学协会，注册资金3万元。

　　有了组织，被推选为理事长的王新凯拿出了20万元用于协会助学资金，又请来了多名在马袅地区有影响力的退休干部、企业家担任副会长和名誉会长。马袅地区的很多外出干部知道王新凯多年助学义举，对他很信任，在会员大会筹备阶段帮助他发动、组织捐款。8月2日，临高县马袅助学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协会捐得善款50多万元。

　　王聪介绍，与零散的助学不同，从事助学的协会、社团一般有一个明确组织，会成立会员大会，每一年会员大会要选理事长和理事。“这个协会属于大家的，资金是大家共用的，大家都有权利发言。”

　　“在有章程的同时管理也更规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主任科员戴古凡介绍，民政部门每年会对民间助学组织进行年检，每3年对助学组织进行评估，划分等级，实际上对民间助学组织起到了监管作用。

　　助学渠道2

　　老干部退休发挥余热筹款助学

　　凭借资历和口碑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各界的捐助

　　文昌市教育局原局长薛英炳是土生土长的文昌龙楼人，从农村家庭走出的他曾在家乡龙楼镇当了10年镇委书记和镇长，1996年2月调任县教育局局长，直至2011年退休。

　　长年从事教育和乡镇工作，让薛英炳在退休之后自然想到为家乡的教育做一点事。“我的家乡，很多孩子由于家庭困难不能完成学业。”退休后不久，他就开始以协会、社团的类别向文昌民政局申请，组织成立文昌市龙楼镇教育慈善会。

　　凭着薛英炳在教育领域的资历和口碑，龙楼镇教育慈善会首先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龙楼镇委、镇政府立即拨付10万元，作为教育慈善会的启动资金，承诺每年拨付10万元作为助学、奖教、奖学基金，并腾出办公场地，添置办公设备。

　　但薛英炳觉得，仅靠政府部门的支持远远不能满足慈善会在龙楼镇“助学、奖教、奖学”的需求。他开始四处“化缘”，有和自己熟识的村干部发动经济基础好的经济社干部、外来企业、亲朋好友等热情捐助，有龙楼籍的乡镇干部或外出干部帮助联系公司、企业捐助。“教育不分区域，爱心不分疆界。我们不分区域、不分籍贯进行宣传，捐助的人有海内的，也有海外的；有镇内的，也有镇外的；有企业单位的，也有个人的。”薛英炳说。

　　到今年7月底，龙楼镇教育慈善会累计接收到了捐助500万元，累计捐款人数达到2150人。薛英炳告诉记者，“对象准确、公开、公正”在助学活动中最为重要。每年在助学金发放之前，慈善会通过村镇干部会议布置、社会调查等方法，摸清贫困学生底子，并在本人申请的基础上，由经济社、村委会做出意见，经镇政府审核，再向社会公示，最后由理事会讨论确定发放的对象和标准。

　　而对于个别因家庭有临时特殊困难的，慈善会也坚持特事特办。山海村山赐村小组的一名学生父亲病危，母亲多年生病失去劳动能力，孩子产生辍学打工的念头。薛英炳及时召开理事会，送上助学金5000元，使该学生重返校园继续就读。

　　奖教奖学同样重要，为激励龙楼籍学子、慈善会会员子女的学习积极性。每逢高考、中考，薛英炳都会从教育部门搜集考生信息。“凡是高考、中考的优秀生，我们严格按照《奖励办法》，把考生的信息逐一登录，并编名造册，制作荣誉证书，召开规模较大的奖学金颁发大会发给证书和奖金。”

　　多年的耕耘，爱心在龙楼生根发芽，龙楼地区被高校录取的人数不断增加，录取省、市重点学校的人数一直排在各乡镇前列。

　　海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彭小波表示，我省一直以来鼓励民间助学组织发展，民间助学组织近年来在发展中，不断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同。

　　助学渠道3

　　“有识之士”组团助力家乡事业

　　引导家长重视教育，帮助和改变孩子的读书条件和思想

　　34岁的蒋权最近几年到过很多苗族村落，破败的房屋，简朴的衣着，一个快写完的铅笔头还在用……苗家贫困子弟求学难的现状让他记忆深刻。

　　蒋权是海南五指山水满乡苗族新村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但他时常心系家乡的教育。近几年的走访让他体会到，海南很多苗族村落里“苗家孩子，想读书的没钱读书，有条件读书的，又常常误认为‘大学出来一样打工’。”

　　蒋权想帮助这些苗家的孩子们，在很早以前，他曾经以个人名义发起过助学活动，但并不顺利。“被人说闲话，也有非法集资嫌疑。”去年，蒋权有了注册爱心助学基金的想法，咨询相关部门，得知要求最低200万元注册资金。“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又想着注册爱心助学社团，目前海南的社团注册手续还是相当繁琐。最后选择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海南（苗族）金第们爱心助学中心。”

　　经过一年多时间筹备，于2015年7月31日得到省民政厅批准，依法注册登记成立。

　　谈到建立组织的作用，蒋权希望能够帮助和改变苗家孩子的读书思想和读书条件，让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计划用2年左右时间，走遍海南苗族全部大约200多个村子，引导海南苗族家长，重视教育。”

　　“助学过程将以思想引导和支教活动为主，对于部分有感恩之心，学习成绩很好，家庭又很困难的学生，在经济上将给与重点支持。”未来的计划，蒋权希望在助学中心正式启动后，向海南省民宗委、民政厅申请项目支持。蒋权告诉记者，目前已吸引三十多名苗族大学生加入，海南苗族各行业优秀人才也在陆续加入之中。

　　困局1 

　　民间助学组织筹措资金难

　　小规模乡镇民间助学组织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经费少

　　虽然我省民间助学组织数量逐年增长，但在王聪心里“数量仍不是很多”。他指出，规模小的乡镇民间助学组织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费少。“如果单单从事助学方向比较狭窄，而政府每年支持的项目有限，这些助学组织生存也堪忧。有些民间助学组织一年才能在政府部门申请到一个项目，有的甚至一个都没有，那经费来源就是大问题。”

　　王聪举例，以一般的助学组织为例，一个常设机构一般需要三四名工作人员维持运营。“这三四名工作人员一年的劳务支出就不少。”

　　在记者采访的3家针对我省乡镇的民间助学组织中，组织负责人都表示了对助学资金的思考。王新凯表示，扩大助学资金来源是协会的首要工作。未雨绸缪，他做好了在自己的三年任期内即使全部自掏腰包也一定会保证助学金充足的准备。“三年任期到了之后，如果没人接手自己就还要坚持，希望到那时候自己还有这个能力。”

　　薛英炳在谋划着找到更多的爱心企业、人士为慈善会注入资金的同时，想出了一个“爱心循环”的想法，他从今年开始倡议每一位受助学生在毕业找到工作的时候，每年可以拿出工资的1%用于慈善会的助学事业。“把事业延续下去，让爱心的星火代代相传”。他举例，龙楼籍特困大学生周慧妹在艰难的求学路上，曾经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的热情帮助，2007年顺利完成了学业，现在尽管工资不高，家庭经济拮据，但得知家乡成立了教育慈善会后，她毅然慷慨捐助1000元。

　　蒋权表示，目前助学中心的经费来源中，自己个人出资1万多元，同时已有几个志同道合的苗族青年给予少部分捐款。“启动开展大规模的进村思想引导和支教活动后，资金需求会有较大缺口，到时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帮助。”

　　困局2 

　　助学组织社会信誉度待提高

　　一些助学组织没有严格按资助管理流程做事，还存在个别组织目的不纯现象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对乡镇民间助学组织信任度不高。“如果组织形式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它完全由个人和几个人来出资的，组织实际被操控在个别人手里，爱心人士就担心他们的善款不能送到需要资助的对象手里。”王聪指出，一些助学组织从社会上获捐资金后，并不向民政部门及时报备。“掌握不到实际情况，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

　　王聪举例，有个别助学组织成立的目的只是“奔着项目来”，更有甚者做假账、以假乱真。“一个项目二十万元，四五万元竟用于办公经费，有些组织就是为赚这几万元，如果申请不到项目，组织就解散。”戴古凡在登记审核时就发现，有些助学组织2年内不到民政部门年审，自动被撤销了。

　　文文也指出，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社会组织搞助学活动，随意性比较大，没有严格资助管理流程，没有遵照捐方的意愿来开展资助活动。“他们往往没有进行广泛的调研，几个人凭着感觉或是道听途说，没有相应的调查程序，就草率地将募集来的善款划拨给了‘听说的’资助对象。”

　　在实际助学过程中，薛英炳也常常因为人手少感到无奈，“慈善会有时无法一一调查核实，如果造成个别没有达到救助标准的对象领取助学金的情况，就会对我们造成影响。”薛英炳想出的办法是将所有捐款人和被捐款人的相关信息印在简报上，让慈善会的每一个会员来监督。

　　临高县马袅助学协会秘书长劳仕雄介绍，为了能够核实准确，协会长期在马袅地区派人驻守在村子里面，然后在完成捐款后，贴榜在村委会进行公示。此外，为了保证善款都被用到实处，王新凯还做出承诺，协会产生的所有办公经费，由自己和协会负责人私人承担，不占用协会助学经费一分钱。

　　扶持

　　政府给助学组织注活力

　　“让民间助学组织不断地得到锻炼，壮大成长，让他们有自豪感、有底气。”文文希望，对于一些起步晚、基础薄弱的民间助学组织，政府能够给与足够的支持和帮助。“政府采购服务往往挑选比较大的组织来完成服务，对于一些小的组织视而不见、也不信任，但要使助学活动有效、健康、蓬勃发展，政府要适当对运作比较好，比较规范的给与扶持。”

　　“不清楚流程，不清楚细节要求，如果没有内部人士指导，跑几十趟都不一定能把资料写好。”蒋权一开始在登记注册助学中心时并不成功，但戴古凡耐心给与了他指导，很快他的组织就完成了登记注册。

　　记者获悉，为鼓励民间组织发展，我省民政部门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戴古凡介绍，凡属于公益性质，且运行规范、支出也符合国家要求的助学组织，相关捐赠企业可以享受减免税额的政策。“申请办理免税资格的过程中，我们会协助办好免税申请。”

　　不仅如此，从前进行社团登记必须首先挂靠相关主管单位，从去年起也发生了改变，省民政部门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简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程序，对助学组织实行直接登记，不需要前置审批，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出文。

　　另一方面，政府民政部门还通过福彩公益金向社会组织购买一些服务。“购买服务可以优先考虑助学机构，也会及时将信息提供给民间助学组织负责人。”戴古凡说。

　　建议

　　坚持雪中送炭 不搞锦上添花

　　“不能以开展助学作为一个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以后，躺在资金上睡大觉，或者享受这个资金的工作经费。”文文表示，助学组织负责人要以帮助困难群体，解民所难、解民所困为根本，将助学当成一项事业来做，有长期的规划，有科学的管理才能做好。

　　文文建议海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开展全面的清理整顿，将那些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助学组织”、不是基金会，但是打着基金会招牌的机构叫停。要从合法的角度规范工作，杜绝不规范、不合法的社会组织出现助学活动的现象。

　　对合法的乡镇助学组织如何开展助学活动，文文希望，这些组织在运作上公开、透明，对被资助的对象做充分的调查，进行公示。他建议可以引入信息披露的手段，小的民间组织要通过各种途径对资助项目、资助结果进行透明公开。

　　如何有效地开展助学活动，文文希望规模比较小的社会组织，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所募集到的款项坚持尊重捐方的意愿，坚持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把这个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用到实处，发挥慈善的功能。此外，还要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正规的基金会要经过调查研究、项目立项、要向理事会报告这个钱，正规的程序可以避免我们所募集的资金不被滥用，不会偏离捐赠人的意愿，真正用到该用的人手中。”

　　个性化是民间慈善团体的一大特色。文文还希望民间助学组织首先要了解身边被资助的对象最需要什么。

　　■他山之石

　　公益抱团“杭州模式”

　　杭州的民间公益组织从实力、数量上比不上广州、上海等地，目前做得最好的就是“抱团”。他们尽管没有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捐资，却创出了抱团行善的杭州样本。杭州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平台上有八家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成立后，每个季度会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不定期举行“公益沙龙”，下属民间组织的基金由中心统一调配，每逢有大型的公益活动时，都会抱团行动。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