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知假买假”为主要特征的“职业打假”行为一直游走于法律的边界，并在人们褒贬不一的争议声中得以生存与发展，甚至成为某些人敲诈勒索、敛财暴富的手段。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将“职业打假人”排除于《消法》的保护范畴，无疑是对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不当之举的行为矫正，当属法治社会的应有状态。新消法实施条例对“职业打假人”说不，既为正当消费者的群体清理门户，也让这种有悖道德、有失诚信和有违正义的不当行为，明确失去法律依托。

　　值得追问的是，看似名不正言不顺的“职业打假”缘何能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依法维权打假的诉讼主体？究其原因或许有三个层面的因素。一是政府监管部门的履职缺位。作为市场监管主体和贩假售劣克星的工商管理部门，没有完全尽到为消费者把关的责任，而是常常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的被动状态；二是消费者自我维权能力缺失。尽管假冒伪劣产品让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但鉴于其权益保护意识的缺乏和对诉讼维权的成本考量，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宁可“打一元官司”也要伸张正义的勇气和韧劲，而是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忍气吞声态度；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缺失。尽管各级都不乏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但并没有切实履行其为消费者发声、维权的“娘家人”作用，如果不是消费个体的愤然举报，鲜见由消委会发起的公益性诉讼。由此解读，“职业打假人”当不无“适者生存”的一定道理，甚至或成打假不力的弥补渠道。

　　“知假买假”的根本诱因在于市场有“假”，而“职业打假”的闷声发财正是源于由市场监管不力提供的机会。如此说来，在“职业打假”退出消费保护行列之后，市场监管部门就应主动担负起“职业打假人”的角色，这既是其净化商品市场、维持经营秩序的职责所系，更是顺应民众诉求、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必然要求。政府部门监管到位之日，便是“职业打假”退避三舍之时。(张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