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邵燕祥仍在继续他的回忆录写作。从《沉船》《人生败笔》到《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邵燕祥一直在文字中坚持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己的审视。这本新书《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的前传，所写的时段自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开始，至一九五八年为止，是那段历史中一位亲历者与幸存者的心灵史。

　　邵燕祥的文字能够直面血泪浸透的历史——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他对自己的写作有着高度的使命感，在序言中他说：“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代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审查这一份历史的见证。”

　　《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

　　14世纪的欧洲包含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图景：这是一个十字军、大教堂和骑士制度的时代，也是一个堕入混乱与精神痛苦的世界。黑死病之外，这个时代还经受了战争、苛捐杂税、强盗窃贼、腐败政府、叛乱暴动和教会分裂等灾祸。除这些历史大事件外，塔奇曼还触摸到了中世纪家庭生活的质感，以独特的写法让读者进入这段历史。这本书的写法属于“叙述性历史”，即在严格遵照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像写小说一样创作历史作品。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穿越时空，通过凿穿14世纪斑驳的墙壁，在洞中映射的中世纪的幽光里，为我们呈现出另一个世界。

　　《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

　　过剩的安全启示》

　　男女比例悬殊、农村“光棍危机”，这是国人早已熟知的议题，也同样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光棍危机》的作者将这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与环境安全研究结合起来，谈论“针对女性的暴力”和“社会内部乃至社会之间的暴力”之间的关系。

　　一个有太多男人的社会会发生什么？ 两位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看，男性对女性的高比例往往是国内和国际暴力的触发因素。多数暴力犯罪是由缺乏稳定社会关系的年轻未婚男性实施的。虽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这些过剩的男人经常在社会普遍存在的暴力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为这种过剩的男性人口，在亚洲最大的国家威胁着国内稳定与国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