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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堂寻常的音乐课，在县城和乡镇中心学校，这样的课每周都会有；然而，这又是一堂不寻常的音乐课，对于偏远的教学点来说，因为缺少音乐老师，这样的课显然是一种奢侈——这次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研训中心的“送教下乡”活动，把一堂音乐课送到新政镇一个名叫“番雅”小学的教学点。送教的老师是保亭研训中心的音乐教研员卢伟。

　　不大的教室后面，坐满了参加活动的老师。一年级的孩子，共17个，分三排齐齐地坐在圆凳上。他们很听话地把手插在背后，挺直了小小的腰板，一双双好奇的眼光跟着老师的身影转——看来，卢伟老师做足了准备：电子琴、录音机、手鼓，还有棒棒糖——孩子们哪见过这么多的东西，小脸兴奋得发亮。

　　那堂课，孩子们在卢老师的带领下，学唱《哇哈哈》，学打手鼓，学简单的音符……尤其是后来跟着老师学跳维吾尔族舞蹈的那时段，让老师们笑声连连：孩子们在挤挤的场地里，跟着卢老师翩翩起舞；虽然舞姿不美，节奏甚至跟不上，但孩子们学得很认真，很投入；他们的小脸上洋溢着笑容，欢乐的笑声萦绕在这间小小的陋室里——孩子从最初的腼腆，害羞，到后来的全身心投入，忘了周围，这变化让人惊奇，令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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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也是因为“送教下乡”项目，在保亭加茂镇的教学点——界水小学，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走进我的镜头里。

　　那是二年级的孩子。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正在上第一节语文课。语文老师很年轻，还是学校的校长，普通话说得挺好，孩子们上课很认真。老师叫读书，大家便扯开嗓子读；叫写字，都动作迅速地拿出纸笔；叫写完了相互检查，都自觉地交换本子，看来平时训练得多了。到了第二节课，老师很想去听课，我就自告奋勇地揽过“管班”的责任。

　　原以为这群小家伙会乖乖的，我就准备把语文课继续下去，没想到他们老师一离开，教室里便闹开了，你摸我的头，我掐你一把的；要么离开座位，到别桌去玩；要么隔桌肆无忌惮地吵架……我拍拍手，让他们静一静，他们只是安静一会，接着又闹开了。如此反复，我都觉得累了。中途，他们老师怕我管不住，跑回来一下，结果他们一见到老师，立马又安静下来。

　　到了放学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学校的长凳上休息，那群小家伙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我从哪里来？是老师么？我一一回答并问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怕语文老师却不怕我？他们的回答让我哑然：“因为你一会就走了呀！”县官不如现管啊！这群小家伙！真鬼！

　　后来，又吵吵嚷嚷的要照相，一个照了不行，要两个三个，后来又一群一群地来，摆出各种pose，个个脸上乐开花，个个聪明、纯真、活泼可爱得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偏远村落教学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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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年前，也是在一所小小的教学点——保亭加茂镇什小小学,我曾经的母校。几间草盖的教室，几张木板搭成的书桌，还有长长的粗糙的条凳，便是我们读书的宝地。“宝地”就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四周都是坡地。整个春夏秋冬，坡地分块种着玉米、地瓜、花生和木薯等农作物，间或种些山兰。秋天收获季节里，山兰黄灿灿的，掩映在浓绿的作物之间，煞是好看。

　　教学点承纳了周遭四个村落的孩子，从四个村落到学校，走铺满绿草的羊肠小路，时间最长不超过10分钟，最近的村落还不到5分钟。

　　老师大约三五个，都是民办或代课教师。他们的工资极低，却总是衣冠整洁，彬彬有礼。他们平时教我们读书，普通话说得蹩脚，但他们教得很认真，作业改得很仔细，稍有做错的要被罚；课堂上他们总是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握着长尺或木棍，有哪位学生走神了或瞌睡了，那长尺或木棍总是毫不留情地落下,那时挨老师罚站、打骂是家常便饭，还不敢告诉家长，否则，会遭来家长更为猛烈的暴打……那时的老师，无疑是最受村民尊敬的人。每逢有老师来访，父母必定扫净庭院，擦净桌椅板凳，洗净盛水器皿，对老师极尽恭敬之礼。村民们没多少文化，只觉得老师是文化人，所言之话所行之事必定是正确的，因此，对老师管教孩子的期望值很低，大抵都会跟老师如此说：孩子做得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打，狠狠地打……正因为家长的决然态度，多顽皮的孩子在老师面前都收敛了不少。

　　这些孩子，在将来长大了之后，即便没能离开那片土地，即便他们成了孩子的家长，仍旧会秉持着他们父母的遗风，对孩子严加管教。

　　有没有发现，有教学点的村落，民风往往会好很多。因为有孩子之间的联络，因为有对文化的尊重，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村民之间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契约：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帮助。所以，整个村落会笼罩在一种和谐安详的氛围之中。

　　所以，教学点实际上是偏远村落的文化之“根”，由这根“根”引发出的与各种文化文明关联的东西，经年累月，都能潜移默化地融入当地，然后开花，结果，如此循环反复……

　　我所欢喜的，是所有的教学点，都在兴土动工——料想孩子们终能在一幢幢美丽敞亮的教学楼里读书、学习、游戏了；料想孩子们的将来，必定能超越他们的父辈，走得更快些，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