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我们住的酒店对面，有一个超市，那里就有小盒装的树莓售卖。

　　怎么可能！

　　白色甜点上的那粒树莓，红通通的，好看极了。比故乡的树莓略大一些，口味也略微酸一些。

　　然而这不期然的一遇，却把我的思绪扯回到故乡的山野。

　　在我的故乡浙西常山，好吃的野草莓有两种——其实也不是野草莓。野草莓，这名字太文绉绉，而且霸道。凭什么草莓是真草莓，人家就是野草莓呢。所以，在故乡，我们不叫野草莓，我们叫它“泡儿”。

　　好吃的泡儿有两种。一种长势低矮，果实圆润，采摘下来果蒂脱落中间空心的，叫“大水泡”。在我童年记忆中，大水泡的成熟时间稍早，五月初就有零星的红果实散在山坡上，溪流边，田埂上，到了五月中旬大量成熟，六月时节还偶有所见。

　　另一种，长在高高带刺的树上，一颗颗果实如宝塔状，中间实心的，叫“果公泡”。果公泡成熟时间稍晚，六月正好。它跟大水泡比起来，红得不那么耀眼，个头也不那般大，但颗颗结实，果肉饱满，味道甜酸鲜美而醇正。

　　另外还有一种，贴地生长，果实猩红圆溜，生来一副邪恶模样的，叫“蛇泡”。人不能吃，只供蛇吃，偶尔上面还有蛇吐出的白色唾沫呢——且不说它了。

　　果公泡，就是树莓。

　　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到“覆盆子”，“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绍兴离我故乡不远，风物相近，鲁迅说到的覆盆子，就是我们常吃的果公泡，也就是树莓。

　　故乡的树莓是真的好吃。柔软，鲜美，舌尖一顶，就有汁液迸裂而出。像年轻而美妙的小舌尖——怎么舍得去咬它。那么小小的一枚！数量也不多。山坡上走半天，才能觅得一掌——经不起咬啊。

　　后来我读梭罗的《野果》，他也写到树莓。常年在瓦尔登湖隐居的梭罗，对树莓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辞。“在我看来，树莓可以归于最朴实、最单纯也最宝贵的一类野果。”

　　梭罗所说的树莓，欧洲的品种有一个拉丁词的名字，Idaeus，本意是理想之物。这个名字真是名副其实。

　　顾城还写过一首诗：

　　春天走的时候

　　每朵花都很奇妙

　　她们被水池挡住了去路

　　静静地变成了草莓……

　　顾城写到的草莓，我想，应该就是树莓——那一树的“理想之物”，应最能激发诗人的灵感了。

　　晚餐用毕，看了香港灯火璀璨的夜景，回到酒店休息。过不久，朋友来敲门，竟然送来一小盒透明塑料盒装的树莓！盒子上的标签是全英文，借助百度，翻译过来是：

　　德里斯科尔

　　唯一的、最好的浆果

　　覆盆子

　　德里斯科尔草莓协会，公司

　　沃森维尔，CA 95077

　　产自美国

　　对了，产自美国，那么这应该就是梭罗写到的树莓了。

　　这来自遥远的德里斯科尔的树莓，比故乡记忆中的果公泡要粗犷一些，大个一些；口味上也略酸。细细观察，攒成一枚树莓的无数小果粒里，都有一颗微小的种子，所以口感上也要粗砺一些。

　　这异国他乡的树莓，怎么来到香港的，让人匪夷所思。不由得敬佩美国人会做生意。

　　一小盒里面总共有多少枚树莓，我忘了数。一枚一枚地吃掉了。剩了七枚，最后也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