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1421—1495年），一生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这正是台阁体由盛而衰、茶陵体方兴未艾的时期。作为一个重臣，丘濬的诗词必然带有台阁体的局限。可贵的是，这位成化、弘治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被称为“中兴贤辅”的大儒，一生秉承经国济世的宗旨，这也贯穿在他的文学思想和诗词观之中，他的“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所认同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
丘濬勤于实践，因而取得巨大的创作成就，成了成化、弘治时代的一名诗词大家，被称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他在诗文创作中，践行政教文学观和平易正大文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台阁体末流之失，这种革新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诗出乎天趣自然，开一代诗风
中国诗词领域里曾经出现唐诗、宋词两座高峰，但到了明朝，昔日的辉煌已经渐行渐远。在这二百七八十年长的历史时期，再也难以找出能跟李白、杜甫相比肩的诗仙、诗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朝诗坛已经归于沉寂，先后出现的以杨士奇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等流派，曾撑起了诗坛的半壁江山。
台阁体指的是在内阁与翰林院供职的馆阁文臣间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气，诗歌多为应酬、应制、题赠之作，形式雍容典雅掩饰不了内容的空虚浮泛。因此，它统治明朝文坛几十年后，日渐式微。茶陵派兴起于台阁体的衰退期。由于这一流派的诗人也长期过着一种馆阁生活，一些人的作品还保留着台阁体的遗迹。但毋庸质疑的是，他们不仅首开复古运动的先河，而且从文学本身的立场出发努力探求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有些诗篇能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真情实感。
在这时代大背景下，丘濬登场了。作为一个重臣，丘濬的诗词必然带有台阁体的局限。可贵的是，这位成化、弘治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被称为“中兴贤辅”的大儒，一生秉承经国济世的宗旨，这也贯穿在他的文学思想和诗词观之中，他的“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他在《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四《崇教化·本经术以为教》中，引用《诗》《书》等经典和朱熹等人的观点，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儒家的政教诗学观，肯定了朱熹提出的“故先王以《诗》为教，使人兴于善，而戒其失”的思想。《诗》就是《诗经》，这是中国诗歌的经典，中国诗歌的源头。丘濬指出《诗》使人从善行中得到激励，戒除过失，从而肯定了诗歌的教化作用。他在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由是而人伦厚，教化美，风俗移，皆出于诗之功用“的观点。这些思想，说到底，其实是针对台阁体流于形式，缺乏教化功用的弊端做了纠正和拯救。
丘濬还在同一卷文中引经据典。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体系中，赋、比、兴是诗歌艺术主要的表现手法。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物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指出：“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朱熹的阐述比刘勰更深入、更具体。朱熹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而“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正小雅燕享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颂者宗庙之乐歌”。这“六义”之说，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代理学名臣，丘濬肯定了朱熹这些观点，并给予发挥，继承和发扬了古典诗歌传统。
丘濬注重从诗歌的经国济世的教化角度，对“风”“雅”“颂”进行阐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
他还写：“盖人之生也，性情具于中，志趣见于外，必假言而发之也。言以发其心之所蕴，志有所抑扬，言不能无短长，心有所喜怒，言不能无悲欢，动于心而发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响。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此诗之所以作也。“
这些话强调诗歌要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要抒发人的性情志趣，人的喜怒哀乐，人生际遇。强调“诗之作也，原于天理之固有。出于天趣之自然。”要融入自然的理致和音响。这些，无疑突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
丘濬不仅在理论上传承，而且天资聪颖，七岁就写诗如流。《琼台诗话》载：“七八岁时从大父往乡间，过道旁学馆。适教者以鸲鹆为题，命学子作诗。因属丘濬作，丘濬即口占以答。其中一联云：应以凤凰为近侍，敢与鹦鹉斗聪明。”鸲鹆又叫八歌，羽毛美丽，能模仿人说话，将它与凤凰、鹦鹉相比，可谓贴切，足见丘濬早慧。难怪“教者惊曰：是儿年少如此，而能作此诗，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况且丘濬又勤于实践，因而取得巨大的创作成就，成了成化、弘治时代的一名诗词大家，被称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接古通今不步他人窠臼
丘濬一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首推《大学衍义补》这一巨著。他的创作理论主要散见于一些论著之中，但他毕生还写了大量诗词，从而为中国诗坛做了贡献。丘濬一生创作了多少诗词，不能举出确凿的数字证实，被收进《四库全书》的《琼台诗文会稿》一书（以下简称《会稿》），收有他的诗词200多首。对于这些作品，他的学生蒋冕作了评价：“皆足见其正大光明之蕴，和平易见之心，开济扩充之学，凡忠君爱国之心，待客处友之诚意，修身正己之大节，一于是乎，发之至于风云、月露、山川、泉石，嗤笑唾骂，莫不疏越飘逸，而卒归于彝理。”
《会稿》中的诗，涵盖五言古诗、拟古乐府、七言古诗、五言绝句、五言排律、六言、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排律、回文、集句、歌行等多种体裁，词作中也有《沁园春》《满江红》等十几种词牌。其中，不乏题画诗、应酬诗、赠别诗、挽诗，也有咏物诗、悼亡诗、感怀诗和山水田园诗等。尽管有些诗作还带有台阁体的印记，但许多诗作关注民生，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
在《会稿》中，笔者读出了丘濬的宇宙人生情怀。从《诗经》开始，诗人就把人的平安祸福跟上天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天作》强调的是天之赐与，把这视为吉祥。天作之合，沿用至今，表示对婚嫁的衷心祝福。《敬之》一诗，表达的是天命有常，告诫群臣严格自律。屈原的《天问》，充满浪漫的想象，穷极宇宙的源头，从宇宙之巨，深入到人事之微，汪洋恣肆，瑰丽雄奇。在层层问天中，体现了一种史诗品格。而丘濬《物理》写的是天下万物，皆为天所生，要倍加珍惜。“惜物即惜福，自然延寿期。”表达一种哲理，善待万物，就是善待自己。
“哀民生之多艰，”历来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一个重大主题，文学史上流传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毫无疑问，丘濬从杜甫等人的优秀作品中吸取丰富营养，借以滋润自己的诗园，但他决不步别人的窠臼。同样关注民生，同是写雨，表现一种高尚的人格，杜诗写的是《春夜喜雨》，丘诗写的是《七月大雨不止感之有作》，一喜一忧。杜诗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的是拟人化手法，而丘诗的“飕飕风雨声，点点吾心头。叹息对妻子，泪与雨同流”，则是用白描，状写感人的细节。杜诗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表现了一种想象中的情景，丘诗的白描，既有想象，更有现实中的情景，而且融情入景，浸透了他情系百姓的人格魅力。丘濬“端居高堂上”，个人生活安逸，却想到雨下不停，稻谷将会失收，百姓有一秋好收成的希望将付之东流。于是，他因困惑而问天，老百姓究竟有何过失。他唯愿天早日放晴，哪怕能得到一半收成也好。字里行间，浸透了他对百姓的关切之情。
他的《书百牛图后》以一个京官的身份，回忆一个农家儿童牧牛时的欢悦，抒发观看百牛图后的感慨。“泛观天下物，无物似牛犊。”“论功亦莫比，论苦亦良酷。”高度赞美牛的劳苦功高，对牛的命运寓予十分同情，对“既然食其力，何忍食其肉”的“世上人”，则表示极大的愤慨。诗歌以牛隐喻。对于牛的讴歌与怜悯，实际上是对那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百姓，表示无限同情，对那些食肉者给予无情鞭挞。
下转B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