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文学家，又是美食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他跟海南颇有渊源，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曾携夫人到海南参加笔会，与海南的作家们相处甚欢，还曾因为一个菠萝蜜生出许多故事。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今年是作家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为了纪念父亲，汪朗将父与子合著的散文集《活着，就得有点滋味儿》于近日付梓出版，在父子隔空对话中，娓娓道来美食与生活中的微小却有趣的故事。

　　11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远程连线汪曾祺先生长子汪朗，为读者讲述汪曾祺先生书里书外的精彩人生。

　　有童心的父亲：

　　多年父子成兄弟

　　“老头儿”是家人对汪曾祺的昵称，夫人施松卿这样喊他，子女也跟着叫，就连孙辈从学说“爸爸妈妈”时起，就会用清清楚楚的吐字叫“老头儿”。被叫“老头儿”时，汪曾祺很受用。在他看来，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菊生先生的一句名言。汪曾祺17岁初恋写情书，汪菊生还在旁边出主意。汪曾祺祖籍安徽，出生在江苏高邮，汪家大院在高邮很有名气，汪菊生会画画，会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

　　汪曾祺上的是新式小学堂，但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习古典诗文，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他的父亲。“别看我们叫他‘老头儿’，心里却是极敬重他。”在汪朗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著名大作家，是一个“爱玩儿”、“有趣儿”的“老头儿”。

　　孙辈们一致认为：

　　“老头儿”的文章不怎么样

　　喜爱汪曾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通过生活中最普通的小故事总结出大道理的人。他的文字如同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你不觉得他的文章太平淡了吗？”当听到记者表达对汪曾祺先生文章的敬仰之情，汪朗笑着告诉记者，孙女上小学时，语文老师让学生抄录几段有文采的文章，小女孩拿出爷爷的作品，从头翻到尾，竟找不到一段能用的。

　　“‘老头儿’写了文章，总是让家里人先看一遍，很虚心地等着我们提一点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意见。”汪朗说，有一次，汪曾祺写完“聊斋新文”之《老虎吃错人》，问家人谁想看，孙女与外孙自告奋勇，“‘老头儿’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气，赶忙双手将稿子捧了上去”。

　　孩子读完后，汪曾祺问：“还行吧？”没想到孙女果断地说：“不怎么样！”外孙也立刻响应：“就是！”然后，孙女们很认真和诚恳地分析为什么：“首先，中心思想不明确；第二，段落也分得不好，该分的地方不分，不该分的地方却分了；还有，乱用标点符号，肯定要扣分。——所以，爷爷这样写文章是不合要求的。”

　　最重平民化美食：

　　自称是个杂食动物

　　“看杂书写杂文之外，‘老头儿’还喜欢吃杂食，自称是个杂食动物。”在汪朗看来，父亲生在高邮，住过昆明、上海、北京，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去内蒙古，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

　　他不仅爱吃，还喜欢做饭，当年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汪曾祺做的干贝吊小萝卜，让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在家里，他一人承包买菜做饭。“早上起来，他给自己做一碗改良版的阳春面。”汪朗说，父亲早睡早起，起得比较早，谁要是吃早餐，要头天晚上提前预约。“改良版的阳春面味道比一般阳春面味重，介于阳春面与当当面之间。”

　　在汪朗看来，“老头儿”看重的是平民化的杂食，是一般百姓的“吃儿”，属于笔头“美食家”，写写美食文章，没有参与过饮食品评之类的社会活动。汪曾祺也在文章中说，他只能做几个家常菜。“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燕窝，放在那里一直没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

　　京圈老友“吃货团”：

　　会员名头大，会长王世襄

　　前不久，汪朗整理父亲留存的信件材料时，发现一封1996年的书信，是三联书店的老总编范用先生与许以祺号召“好吃的朋友们”成立“好吃俱乐部”的发起函。原来，汪曾祺、范用和丁聪，还有另外几个老熟人，曾商量着成立个吃喝团。

　　吃喝团“美食人家”由12位好吃的朋友组成，王世襄先生任会长，每月聚餐一次，自费到一些餐馆考察特色菜肴，进行比照，写出评语，顺便见见面，聊聊天。汪朗说，这个吃喝团考察的美食似乎只是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之类的大路货，说是这些菜才能看出厨师的真功夫。

　　“这当然也与这些文人腰包的丰盈程度有关，尽管他们名头都挺大。吃喝团的发起人许以祺是台湾人，搞地质的，但是对文学很感兴趣，于是和这些文人搅在了一起。”汪朗在一张餐馆评价表中，看到列出的考察参考项目只有三样，一是宫保鸡丁，二是红烧肘子，三是灌装可乐。

　　“可惜，吃喝团的活动没搞几次，‘老头儿’便去世了。不然还能有些故事。”采访中，汪朗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言语幽默，唯独提到父亲的离世，几度停顿，用低沉的嗓音说道，“现在好多了，‘老头儿’刚走的那几年，我差点过不来，一直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虽然写一手好散文，汪朗却坦言“文学最不可能家传”，不过他笑称自己也烧得一勺子好菜。也许对他来说，在《活着，就得有点滋味儿》书中与“老头儿”唱和，做“老头儿”做过的美食，写“老头儿”写过的美食，是他思念父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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