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张元济诞辰150周年，又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和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张元济选择了“可以提携多数国民”的出版为一生事业，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世界知名的出版机构，被誉为“中国出版第一人”。

　　张元济早年曾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张元济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变革与失败，所以进入出版界后，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1949年后，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张元济究竟应该如何应对？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8月24日，张元济从老友陈叔通那里得知自己已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自从投身出版以来，张元济远离政治，民国初年，熊希龄曾邀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婉言谢绝，这次他又列出了多个理由，强调自己不能奉召北上，并请陈叔通代为推辞；1949年1月，李宗仁也曾亲笔致信张元济，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但他同样拒绝了李的邀请。

　　此间，上海市政府交际处长梅达君多次造访，转达中共中央邀其北上参会之意，张元济虽然还在观望，但口气已有松动。就在这时，张元济的一个老熟人来访，他的造访让张元济决定应召北上——此人就是商务印书馆当年的学徒、如今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

　　关于两人的谈话内容，文史学者傅国涌在《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这样写道：“出身商务职工、此时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 可能是陈云的来访让张元济对中共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决定北上赴会，张元济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9月16日晚，上海市长陈毅在梅达君陪同下到北京饭店看望张元济；周恩来也多次探望，9月13日，周恩来邀请张元济等人吃饭，推他“居首座”，26日周又召集座谈会，会后入席，张元济仍“居首座”；9月19日，毛泽东约请张元济等人同游天坛，毛主席在祈年殿外等候，握手寒暄。毛泽东对张说此次革命乃人民革命，并非共产党一党之私，并以重庆舰回归为例，舰上700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毛泽东还与张元济谈起了戊戌变法，并问及当年光绪皇帝召见他的仪式、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毛泽东对张元济相当尊敬，在祈年殿前合影时，特地将张扶到自己身边，后来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又一次会见了张元济，还亲自“送于门内”；10月10日，朱德登门拜访，张元济与他谈起内战之事，说以后不会再有内战，但朱德却有不同意见，认为“我军备未充，尚恐难免。宜并力于钢铁，广储军备，可免窥伺”。

　　中央领导人的拜访、谈话甚至吃饭，都表达了新政府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善意和重视，张元济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11月26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作了关于出席新政协会议的报告，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担任上海市首任文史馆长

　　北京归来后，张元济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度佩服不已，曾多次与毛泽东通信。1950年代初，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先后四次致信毛主席表达祝贺之意，并寄上诗作《积雪西陲》和《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回信对此称赞不已。

　　1952年10月，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周而复陪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来访。李维汉和张元济谈起中央崇老敬文，拟在全国各地设立文史馆，凡年龄在70岁以上，有学问、家境清贫者可以入馆，政府在经济上予以适当补助，使其安度晚年，李维汉请张元济出任上海市首任文史馆长。

　　当时张元济已经患病卧床，他以健康原因再三推辞。后来周而复又请陈叔通从中斡旋，恳请张元济出任文史馆一职，并说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张元济这才答应。

　　张元济在文史馆任内的成绩和影响有目共睹，在此不赘。期间，张元济曾填写了一份干部履历表，颇有意味，从中也能看出张元济为人处世的态度。

　　在文化程度一栏，张元济写着“稍能做普通旧式诗文”；在有何著作及发明一栏，张元济写的是“发明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而在有何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栏，张元济填写的第一人竟是“安徽人胡适”。

　　这就需要交代一下张元济的出身经历及治学背景了。张出生于浙江海盐一个名门望族，25岁即中进士、点翰林，先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进士特别是翰林在当时都属饱学之士，张元济更是能诗善文，是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绝非他自己所说的“稍能做普通旧式诗文”。

　　因变法维新被清廷革职后，张元济举家迁往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长、总经理和董事长，推出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国外学术、文学名著，主持影印了《四部丛刊》《二十四史》，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诸多著作，这就是他说的“几本小书”——从中可见张元济为人的谦逊和低调。

　　至于张元济填写的主要社会关系胡适，众所周知，1950年代初，出于对胡适为人的敬重，张元济评价胡适：“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断。解放前将去美，勖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

　　但今天看来，他对胡适的评价堪称实事求是。

　　卧病十载

　　1949年12月25日，商务印书馆工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张元济应邀出席，在致辞时突然倒地。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在《忆父亲张元济先生》中写道：“众人立即把他送入中美医院（今凤阳路长征医院）抢救，商务派人来找我。我立即赶到医院，见父亲尚未苏醒。病系脑血栓症，来势很凶。”

　　张树年随后将父亲转到离家较近的剑桥医院，由乐文照医师负责治疗。说来也巧，在转院的救护车上，张元济苏醒过来，还问张树年到哪里去。

　　在医生的悉心治疗下，张元济的病情慢慢好转，但留下了左侧瘫痪的后遗症。1950年5月，张元济出院回家，按照家人想法，想把一楼餐厅改作张元济卧室，但他坚持仍回二楼原来卧房。

　　张树年于是找人布置房间，将木床移到房屋中间，以便护理人员在两侧工作。张元济回家后，一切工作、生活均在病榻，家人又找人特制了一张桌子放在床上，可以读书、写字、用餐。

　　1953年12月25日，张元济在患病4周年之际，写了10首七绝，记录自己的病榻生活，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疾痛全从醒后觉，平安转向梦中求；莫教便煮黄粱熟，留我片时身自由。”张元济在诗后小注中幽默地说：“梦中行动与平时无异，喜甚，以为病已愈矣。谁知转瞬成空。”

　　据张树年回忆，张元济在卧病期间还干了一件奇事，他对张树年说：“我忽发奇想，要写信给蒋介石，请他效法钱武肃，纳土归顺。”在张树年帮助下，张元济写了这封信，信件交给上海市政府交际处长管易文，请其代呈中央。

　　张元济在信中这样写道：“公（指蒋介石）浙人也，弟（张元济自称）亦浙中一老民，千百年来，我浙江有一不可磨灭之人物。伊何人也？则钱武肃。是钱之事迹，度公亦必耳熟能详。当北宋之世，武肃据有全浙八都，军威著于一时。能默察时势，首先效顺，而炎宗统治之局，因以底定。当今之世，足以继钱武肃而起者，舍公之外，无第二人。窃于公有厚望焉。”

　　张树年在文章中说，中央对这封信极为重视，但后来结果如何，他就不得而知了。

　　1958年春，周恩来到上海视察时特地去探望张元济。当时张元济病情日趋严重，已不能辨人，但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他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

　　第二年，张元济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