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清代海南定安才子张岳崧是琼州科举历史上唯一名列一甲的进士——探花，他宦海浮沉，经历丰富，博学而又有专精，虽然没有位极人臣，却写得一手好字，至今国内多地都能见到他的笔迹，因此有“书绝”的美誉。

　　张岳崧在做好本位工作的同时，还热心当时的社会公益，尤其重视教育事业。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张岳崧或因赴任，或因还乡，所到之处，都对当地的书院情有独钟，或执教，或捐助。

　　“霸业雄千载，高楼镇五层。气象三城阔，光芒百粤腾。云山浮蔼蔼，宝塔势棱棱。赖有丹梯步，宁虞暑气蒸。人从高处立，景向望中增。地迥金风到，天高玉宇澄。虎门开更壮，珠海静还凝。恋阙思飞鸟，摩宵想大鹏。呼鸾真引领，朝汉旧堪称。况此佳辰值，超然胜概征。爇天看彩笔，今日更谁能？”

　　嘉庆六年（1801年），28岁的张岳崧与粤秀书院的山长冯敏昌、同乡好友郑乃宪等师友同登广州镇海楼，吟诵了这首《立秋日登镇海楼》，一时间名动羊城。

　　张岳崧在海南时，读过私塾，进过定安县学，但从未在书院读过书，粤秀书院是他的第一座书院。

　　粤秀深造

　　1801年春天，张岳崧渡海赴省城考取了“优贡生”，获得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资格，奈何路途遥远，加上父母老弱，家境贫寒，只好作罢。

　　就在张岳崧准备返琼之际，一样精于书法，对他颇为欣赏的广东学政万承风，建议他进入广东闻名遐迩的粤秀书院深造，正合张岳崧的心意。

　　对张岳崧生平履历研究颇深的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谢海林认为，张岳崧在粤秀书院，得到了掌教冯敏昌（1747—1806）的点拨，学业精进。冯敏昌是广东廉州（今广西钦州）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年轻时曾在广东端溪书院、粤秀书院求学问道；从42岁开始，先在河南的河阳书院任教两年，后来又在广东的端溪、粤秀和越华书院执掌教鞭六年之久。

　　张岳崧进入粤秀书院深造前不久，冯敏昌刚从端溪来到广州，主讲粤秀书院。镇海楼赋诗后，冯敏昌对张岳崧越发喜爱，礼遇有加。

　　嘉庆九年，即1804年，31岁的张岳崧参加广东乡试，如愿中举。

　　执教琼台和端溪

　　1809年，张岳崧第三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并在殿试中被钦点为“探花”，嘉庆皇帝得知他来自南国的琼州府时，不由得感慨“何地无才”。此后，张岳崧被授予翰林院编修，选为庶吉士，一呆就是三年，才得以乞假还乡省亲，准备为父亲庆贺八十大寿。

　　1813年，张岳崧的父亲去世，按例丁忧在家，为父守孝。这期间，他重修了《张氏族谱》，并补撰《家训十则》，又先后受聘主讲琼台书院和端溪书院。

　　张岳崧掌教琼台期间，文昌读书人云茂琦曾受业于他，学问、思想大有长进。云茂琦在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中举，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及第，是张岳崧的得意门生之一。

　　云茂琦当过江苏沛县和六合县知县，也在吏部任过职，1844年以父亲年老为由辞职回琼。晚年的云茂琦与亦师亦友的张岳崧一样，也曾主讲琼台书院，著有《琼台书院学规五则》《请修考棚并琼台书院呈》等，他要求学生将《四书》置于一切经史之首，“得力于数语，享用于终身”。

　　海南文史专家周济夫认为，云茂琦的教育思想深受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影响，以为养心乃学者第一关键，并身体力行，且对张岳崧有所提醒和帮助。如张岳崧调任湖北布政使后，他去函痛陈官场陋习，寄望老师能够扫除俗尚，提醒注意衙门弊端；晚年张岳崧打算迁居佛山，他也加以劝阻，不要向往“热闹嚣尘之区”，不如安居琼州“僻静古朴之地”，生活耗费也少，“较胜于远求”。

　　有学生如此，张岳崧应该心满意足了。正如韩愈的《师说》所言：“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谢海林研究发现，当时，毗邻琼台的雁峰书院掌教林应清一度登门拜访张岳崧，请他到雁峰讲学，但是张岳崧考虑再三之后，没有应承下来，只是写了一篇《示雁峰诸生》，专门谈文章的构思和创作，希冀众位生徒根据性之所近，择其善者而从之。

　　此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修书一封，敦请张岳崧到广东肇庆端山书院担任山长。那里是先师冯敏昌读书和教书之所，探花郎于公于私都无法推辞这份盛情之请，于是兢兢业业，因材施教，一时间“人才称盛焉”。

　　执教粤秀

　　1815年岁末，丁忧期满的张岳崧回到京师复任，先后在国史馆当过协修官，也当过会试同考官，充任过文颖馆纂修官，参与了《明鉴》的编撰。该书由于不合体例，嘉庆皇帝大怒，负责人大多被降职或革职处分，张岳崧则因按语不当被革职。

　　被罢黜后，张岳崧在京城盘桓了一年，仍未得到朝廷起用，1819年便动身南下，一路游山玩水，拜访故友之后，次年来到广州，受两广总督阮元至请，主讲粤秀书院。

　　谢海林说，张岳崧上任不久，首先将前任山长陈昌齐撰写的《粤秀书院重修碑记》亲自用楷书书写，勒石，生徒们看了山长的字，啧啧称赞，而他在粤秀执教的消息传开，此前端溪书院的生徒闻讯也赶来叩见恩师。

　　尽管已经时过11年，张岳崧依然记得先师冯敏昌的谆谆教导：“尤要在陶淑性行，读书穷理乃能为正大洪达之音，有合温柔敦厚之旨。”于是以老师为榜样，激励诸生躬行实践，切勿只顾文辞相互标榜，沆瀣一气，应该注重根柢之学；教导学生研读古文为读书要领；每次批校时文、诗赋，都极其精到。这些都让学生佩服不已，私底下议论道：“以为鱼山先生（冯敏昌）之后继者，惟府君耳。”

　　“确实，张岳崧承继了冯敏昌的衣钵，以教育为职志，颇受士子的敬仰爱戴，可谓后继有人。这也让张岳崧感到非常欣慰。”谢海林对记者说。

　　捐助陕甘宁书院

　　就在张岳崧自认此生将以教书终老之时，命运出现了转机。

　　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张岳崧得到起用，再次进入翰林院复任编修，次年外放四川乡试正考官后，被擢升为陕甘学政。

　　上任后，这位曾与多家书院结缘的督学官员，首先带头捐俸，修缮日久失修的西北各家书院。张岳崧还写下《按试陕甘各属劝捐书院公费由》，号召绅士商贾、各色人等，兴办学校，发展教育。

　　经过一年的巡视和考察，对三秦和陇西大地有了较深的了解之后，道光三年，即1823年，50岁的张岳崧撰成《训士录》，刊印发给陕西、甘肃各个府县的书院，旨在“正人心，厚风俗”，该文遍传西北地区，读过的人受益匪浅，特别是陕西武功知县段嘉谟为之作注后，更是在关中一带家喻户晓，士气大振。

　　在张岳崧传世的《筠心堂集》中，有三篇碑文——《雕山书院碑记》《南安书院碑记》《湟中书院碑记》，是他1823年视察陕西绥德雕山书院，1824年巡视甘肃南安书院和青海湟中书院时所撰，透过碑记文字可知，张岳崧不但勉励当地士子向学，发动社会各界助学，他个人也带头捐资重建书院，利用余款生息，以支付师生伙食、薪水和资助贫穷士子旅费等。

　　1825年，陕甘学政三年任满，张岳崧回京任职文渊阁校理，三进翰林院，足见其道德、文章为朝野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