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政府发布谕令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废除意味着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为了安抚大量的旧学生员，清政府规定“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1909年，岁次己酉，按拔贡“逢酉一选”的祖制，这一年是选拔之年，又因为恰逢宣统改元，该科拔贡的名额由常规的“府学两名，州县学一名”改为“府学四名，州县学两名”。
彼时的海南，分为琼州府及崖州直隶州，琼州府学的四个名额，加上十三个州县各两个名额，一共选出了黄观治等30名拔贡。两年后，即1911年，清政权瓦解，“宣统己酉拔贡”成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绝响。
百年之后，当我们回头打量海南末代拔贡的时候，发现他们在丧乱相逢的时代背景下留下了卓荦为杰的英姿。
正如其中陈有壮致赠陈金声同年（对同一年参加考试者的称呼）的诗中所说的“士贵有为尤有守”，在爱国操守上，他们之中有的人更是气节可嘉，堪称士子之楷模。
作为“六贡之首”，拔贡的考选惯例，越年轻越受重视。从年龄上看，琼崖30名拔贡，临高的符梦卜42岁，澄迈的李标香43岁，乐会的林宴琼45岁，其他人介乎二三十岁之间，整体上看，这种年龄构成在科场中算是年轻的。
年轻，则意味着不守旧，意味着能接受新事物。从琼崖末代拔贡的履历及言行等各方面看，在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激烈交锋碰撞的新时代，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已然是“睁眼看世界”的新式士人。
旧文人有新思想
前朝拔贡变时彦
琼崖三十名拔贡，除了选拔之前已具有廪生增生附生的旧学生员身份，有不少人还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洗礼。比如林大魁弃儒从军，在广东将弁学堂学习兵科；王朝桢、周伯鲂是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王光谟亦曾游学省城的法政学堂；更有甚者，林孟传是广东蚕业学堂最优等毕业。这种学业上弃旧从新的普遍现象，说明他们早已不再将“举业唯大”奉为圭臬。
从诗文中也能看出，他们早已跳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局限。比如，冯官尧在为林大魁《青山禅院大观》一书中所作的序言中说道：“夫经济之高，在于科学之发达。科学者，经济之母也。”可见冯官尧对于“科技兴邦”有着深刻的认知。
又如陈有壮在民国元年写给儋县知事蒋霖森的诗中，由衷唱出了“革新共享平权福，响应高悬独立旗”的心声。显然，代表着舶来思潮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早已根植于他们的思维之中。
其实，末代拔贡的观念之变并非无迹可循。早在1901年8月，清政府宣布科举改制。除了四书五经“不准用八股文”，还增加了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等新内容。晚清的生员出于应试的需要，必定要在知识方面吐故纳新。而另一方面，广东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及维新思维的发源地，一大批新式学堂的设立更加速了新思维新知识的传播，再加上，这批琼崖拔贡中的不少人，都有过踏足香港的经历，对西方文明有了切身的体会，眼界自然会为之一新。在此情况下，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海南士子经过耳濡目染，思想观念有了洗心革面的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观念上的自我革新，也促进了他们身份的转变。在清帝退位之后，作为头顶前朝功名的昨日黄花，他们不做遗民，而是积极入世争当时彦，在新的共和时代发出了耀眼的光和炽烈的热。
从政有声垂青史
文教流芳诗名扬
己酉选拔的翌年，琼崖末代拔贡中的不少人通过朝考获得了小京官或地方七品的任命。然而，在全国一片乱哄哄的局势下，这种“鱼跃龙门”实际上也只是徒有其名罢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进入民国后，他们各自追寻着心中的“诗和远方”，或从政有声，或文教流芳……写下了不同的人生一页。
王道熙，1920年至1926年期间连任两届感恩县长，作为感恩有史以来第一位“出宰家山”的父母官，王道熙在任上留下了彪炳的政声——他秀才带兵，率领民军将一伙滋扰当地的土匪击溃。在荒年歉收的时候，他敢于违抗驻军头子摊派的征粮令，为此不惜坐牢。他还是关心贫民疾苦的改革者，规定凡是放贷只能一本一利，不能利滚利。从王道熙身上，可见一位传统士人的耿介之气。
定安的王恩荣则是一位堪称“宦游人”的琼崖末代拔贡。王恩荣，又名王集吾。在考选拔贡后，民国初年，先后在广东海丰、海南万宁以及福建连城出任县长。有意思的是，王集吾虽然有过出任一县之长的经历，但官场并没有磨掉他个性的棱角，在他的身上，始终体现出不平则鸣的凛然正气，还曾有过“书生造反”的壮举。
据刊登于第十五期《琼岛星火》的《缅怀王集吾先生》介绍：1927年，在定安中学主管教务的王集吾，因不满时任县长黄梦麟勒令农民提前缴纳第三年税粮的做法，他配合共产党在当地的组织，积极谋划打倒反动县长的行动。王集吾发挥文笔特长，亲自起草了《告全县人民宣言书》，列举黄梦麟的罪状，号召全县人民抗交租税，打倒反动县长。当年三月，定安爆发了农民抗缴租税的大集会，黄梦麟被示威群众的声势吓得翻墙而逃。或许是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王集吾在后来的人生中有了另一样的际遇。
日军侵琼之后，经国共双方协商，决定成立有国共两党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的琼崖战时党政处，王集吾被委以党政处秘书。在任上，王集吾为团结抗日力量积极奔走，并在此期间认识了冯白驹。海南解放后，王集吾就任海南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集吾逝世后，冯白驹为其手书了“民主人士王集吾先生之墓”的碑文。
除了仕途留名，琼崖末代拔贡中的不少人，还在文化教育领域留下了值得后人铭记的成就。
上世纪20年代，尽管新式教育已行之有年，小学堂在琼岛遍地开花，但却存在着中学数量不足的尴尬。这一时期，琼崖末代拔贡，在海南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活跃的身影。比如，蔡凤翔就曾参与创办万宁县初级中学并担任教职；崖县中学开办伊始得到了陈金声的资助；而冯官尧则与王国宪等人在1923年创建了海南中学的前身——私立琼海中学。
有人杏坛留声，有人诗名传世。来自儋县的陈有壮，则以诗名在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1915年，陈有壮在家乡组建了“王五诗联社”，并以此为平台，轰轰烈烈引领了一场席卷琼西大地的“诗联平民化运动”。在此之前，文人结社切磋酬唱，都摆脱不了小圈子自娱的局限。而陈有壮的王五诗联社则高举“群众路线”大旗，以“开门赛诗”为宗旨，让长久以来高高在上的诗联走进了群众这片更广阔的天地。当诗词楹联这一阳春白雪遇上短衫的下里巴人，竟然产生了惊人的效应——在王五诗联社的影响和带动下，儋县各乡镇前后涌现出24家诗社并频繁举办诗联比赛。
正是得益于以陈有壮为首的这些地方先贤当年承前启后撒播的“诗种”，今日的儋州结出了“诗词之乡”“楹联之乡”的文化硕果。
林大魁投身商界
诗文遗韵在香江
著书立说历来被文人视为神圣的使命，也是他们自觉追求的一种情怀。琼崖末代拔贡在著述方面有建树，更有遗泽。如谢尚莹、陈有壮同为《儋县志》两位分纂；卢宗棠担任《感恩县志》的主笔；王集吾在福建连城出仕的任上，也主编了《连城县志》。更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琼山海甸（今属海口）的林大魁，写成《青山禅院大观》这本诗文图集，为世人展现了位于香港屯门的青山禅院这座名刹的诸多胜景。
在琼崖末代拔贡中，林大魁是经历颇为特殊的一位。他曾经弃儒从军，就读于广东将弁学堂，与后来成为孙中山得力助手的邓仲元是同学。不过林大魁最终没有选择投身军界，而是回到了文教界，然后又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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