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诗集《我的聂家岩》，自问世以来颇受业内外瞩目。其现代视角对中国人记忆里关于乡村生活的文化、情感、达道的重新解读，给那段行将消失的历史画卷，下了一场整理和储存的工笔功夫。

　　《我的聂家岩》文本的中国故乡，似乎正走在这么一个道路之上。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安乐自洽者是一个个家庭为细胞构成的田园文化。是那里的风物、仪式、人物、风景、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在这些要素构造和驱策下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沧桑变化。向以鲜的诗文，试图用一种新角度，去祭奠这一切。

　　在一个隐秘的语言体系里，故乡是每个人血液的一部分。对故乡的怀想过程中，好像会不断回答“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答案可能不够精确，但也是一种答案，那是生命最初的道场，芳香的道场。

　　在诗集里那首《香樟树》，相对完备地展现了这么一个道场的四维时空：一棵饱经风霜的千年巨树就是一个村子的人们灵魂的安放处，生死皆在它的周围发生。又由于人们千年的愿力积累，赋予这棵树以保佑者的神格魅力，因此它实实在在成了村庄的风水核心。这么一个人天互动的循环生态链条，如果要用拟人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母亲的怀抱了：

　　我的睡梦全是仁慈的叶子

　　全是母亲怀抱一样的影子

　　香樟树下的世界总是让人放心的

　　这棵诗意充盈的香樟树，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失乐园”的游子对故乡的渴望和回望呢！至少要用诗歌给故乡留下位置，哪怕只是一棵树的位置。

　　诗歌的究竟根本是什么？我相信“诗言志”的理论，那么“志”又是什么？志者，心之所之也。心要到达的地方是感情、哲学、宗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表达能力。诗歌之所以能够抒发人心中的幽微精细的“志”，情感是基础，哲学是路径，而神学才是究竟根本。

　　《银卷尺》和《闹钟散》分别从父母与时空的四个角度入手，在开放而多变的意象游曳里，体悟生死与法度。父亲和母亲，既是我们的来处又是我们的归途。诗文所现，父亲的银卷尺，可以丈量火热的心与冰冷的物，丈量生命的长度，生死的距离以及轮回的复杂路径。展开又收拢的银卷尺，好似天道变易又周而复始，一如父亲母亲的灵魂和爱，与天同道周而复始。卓越诗篇，须有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领悟。这把小小的银卷尺，从度量物件、到仁爱载体、到观物方法论、到天道运行、到成为父亲本人，最后回归达道。于情感上是那么的疼痛和不舍，于生命轨迹上又是那么冷酷难以逃脱。

　　另一首写母亲的《闹钟散》，有异曲同工之妙。《银卷尺》从空间入手，返回时间的深渊；《闹钟散》从时间落笔，却呈现出无限的空间之美。这把银卷尺或圆脸小闹钟，令聂家岩披上白银时代的神秘光泽。这种感情近乎零度的写作，不干扰读者的阅读感受，使一首诗歌，具足了尽可能开放的解读空间和意象，不同的人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共鸣，父母给我们呈现的生命、审美、痛苦与欢乐，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作者以两个冷峻的金属物件，寓载人们生死与来去的历程，这种表达，有哲学的冷静和神学的圆融。

　　向以鲜一直都是现代汉语诗坛具有高度识别性的诗人，历史学积累和学者的方法论，令他对故乡审视、批判、挖掘和解读深刻而别出心裁。他从人物、风物及心灵史的外围角度展开自己的大椽之笔，又像锋利的手术刀，庖丁解牛般巧妙地完成眼前物象和表达之间的语言调遣。在鞭辟入里的打量和解构中，让人们透过世像的表面，发现不朽的意义；透过卑微的表象，发现高贵的本质所在（如《牛粪如烟》）。也可以从《乌龙传》《地主罗婆婆》里发现同样一片土地上所孳生悲悯、艰辛与残忍。

　　一部诗集的新意在于，它对某种题材的书写具有别开生面的创新意义，并且具有“载道”功能。向以鲜把聂家岩的日月、山河、人物、悲欣等在诗歌里打开、刨解、漂洗、翻新、压缩、收藏，存入我们的记忆传承之中。这就是载道，而且载的是一种行将灰飞烟灭的大道。

　　《我的聂家岩》见微知著，为失魂落魄的都市人，奇妙地呈现了故乡应有或曾经拥有的精微景致。诗人从文化细胞学的角度，把故乡的干细胞基因提取出来，保存在薄薄的诗集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幅幅故乡的妙华胜境和乡村范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田野调查意义将日益突显。当人们再次谈起故乡谈起童年谈起从前，《我的聂家岩》必将会成为中国关于未来故乡的经典比喻和神话。

　　诗集出版后，被评为《诗刊》社中国诗歌网2018年度十佳诗集，这也算是想“给故乡留一个位置”的中国诗界一次庄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