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增，广东遂溪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广东组织的早期成员之一。他与阮啸仙、彭湃、周其鉴齐名，是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对广东早期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革命足迹踏遍了广东省东南部、西南部以及海南岛，是深圳党组织的创建人。在土地革命初期的艰苦岁月，他按照广东省委的指示，负责领导海南岛的革命斗争，他坚持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今年是黄学增烈士就义90周年，让我们跨过时间的阻隔，重温这位烈士生命中的几个光辉瞬间。

　　创建中共宝安县支部

　　宝安县（今属深圳市）地理毗邻香港，连接香港与广州，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国共两党工作的重点，更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成立后确定的重点开展农民运动的七个县之一。1924年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共产党员黄学增、龙乃武等，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宝安县，开展农民运动，吸收农民运动的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黄学增等在沙井、松岗、公明等村镇发展了第一批党员。

　　黄学增能够在宝安县顺利开展建党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右派和当地地主的干扰，黄学增在宝安县无法大张旗鼓的进行建党活动，甚至发展党员也必须秘密进行。在国共首次合作期间，黄学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澎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完成学业，并在国民党广东省农会担任执行委员。为此，他巧妙的借助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公开身份，以国民党基层组织名义开展农民活动，在活动中选拔出先进的农民分子，随后秘密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看似南辕北辙的行为，实际上显示了黄学增丰富的斗争经验。就这样，黄学增不仅在宝安县顺利发展了一批党员，还趁机壮大了农会和国民党基层组织。

　　1925年5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宝安县就已经建立了农会的组织。宝安县也是广东全省直接受省农民协会领导的县。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宝安县作为重要的交通中转站，党中央要求必须尽快在宝安县地区建立中共地方组织，按照上级党委的领导部署，积极发动工农群众配合封锁香港，援助罢工，在反帝斗争中逐步壮大宝安县的党组织。7月，为确保省港大罢工的顺利进行，黄学增再次肩负着党组织的重任前往宝安县建立党组织。7月中旬，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深圳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宝安县支部，黄学增任书记，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

　　此前，宝安县本没有中共的组织，随着宝安县党支部的成立，中共宝安县党组织逐渐壮大，群众基础的增加，为后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农民起义提供了条件。从此，农民运动以及今后的各种革命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1925年底，宝安县6个区建立起党小组，中共力量在宝安县呈繁荣发展态势。作为中共深圳市党组织的第一任领导人和创建者，黄学增的功劳不可磨灭。

　　在海口坚持城市斗争

　　1928年3月，国民党第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楷部3个团及谭启秀独立团共约4000余人赴琼“围剿”红军。为了挽救琼崖革命的形势，6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黄学增来琼领导工作。此前，琼崖特委组织的以“割据东路，进迫府城，实行全岛总暴动，夺取全琼崖”为口号的行动已经濒临失败，琼崖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各级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党的主要领导人杨善集、冯平、符节先后牺牲，红军被打散，不少同志失望情绪严重。

　　黄学增到海南乐会以后，马上深入各地调查情况。他由乐会至万宁，又从万宁到乐会，艰苦跋涉了整整1个月，亲眼看到这里不仅党组织和红军主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存在着供应补给的极大困难。对此，黄学增心急如焚，但是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一方面，他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特委，黄学增任书记，当即派冯白驹等得力同志到一些重点县去恢复工作。接着，正式成立了琼崖苏维埃，以王文明为主席。各县亦逐步健全或建立苏维埃。这一时期，黄学增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顽强的斗争给琼崖当地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特委委员魏宗周在回忆黄学增时沉痛地说：“他个子不大，近视眼，黑黑的，很瘦弱，很能吃苦，当时粮食紧缺，大家都吃稀饭，他每顿都让我们先吃，他继续工作，等我们吃完后他才吃。”

　　1928年11月29日，中共广东省发出《给琼崖指字第一号》文件，指出今后应确定“以城市为工作中心”，同时认为琼崖红军反“围剿”斗争受挫的原因是由于城市工运、兵运工作没搞好。省委这一决议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遭受到王文明等人的抵制，黄学增心里也陷入矛盾中。一方面，黄学增作为琼崖特委书记，不能不顾党的组织原则，所以他必须坚决服从。但是他在琼崖目睹的现实情况，也认识到开展城市工作困难重重，难以取得成功。他主持琼崖特委委员会议，由于王文明持保留意见，于是，会议决定特委由黄学增等率领将特委机关由苏区迁进海口、府城，将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工作方面；王文明率领琼崖苏维埃政府等总计600多人，转移到定安县南端的母瑞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黄学增的这个决定既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组织原则，又尽可能的从实际出发，为琼崖革命保存力量。在当时“城市中心论”在全党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已经十分难能可贵。

　　会后，黄学增与特委机关人员秘密到海口、府城建立地下机关，派员与革命工会、工人联系，组织小型改善生产、生活的谈判斗争，使职工得到一些利益。但由于反动派控制工会严密，工人的大型革命斗争不能开展。为此，黄学增提出应以小型、个别革命工人为主，积小胜以鼓舞斗志，不宜搞大斗争暴露革命力量。他还派人员深人到国民党士兵中去，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发给士兵的薪饷极低，生活很不好，还受军官无理打骂，甚至被罚、被拉坐牢，鼓励士兵起来反对。但在敌军官监督下，士兵无权，在革命低潮时期更不愿意起义，兵运工作困难重重。黄学增提出，要耐心做秘密兵运工作，不宜过急过快，应慢慢推进。1928年12月16日，黄学增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琼崖当前情况“困难万分”，医院病号以至“红军伙食，各机关伙食真是无法可想”。但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黄学增不低头、不气馁，仍坚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依靠琼崖干部与人民，秘密再建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坚持斗争在敌人的心脏地区。

　　英勇就义，浩气长存

　　黄学增在琼崖革命活动影响之大，连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叛徒陈骏业（曾任琼崖特委委员）也说：“黄学增为雷州人，在共党中地位颇高，来琼时正当大军痛剿，无法支持之际，而不知时势，不度力量，惟知执行上级命令，以丧败之余孽，作反攻之企图，此等盲目策略损失极巨。”此等言语虽出自一个革命叛徒之口，夹带着无耻的诅咒，但却说出黄学增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事实。

　　1929年5月，黄学增秘密潜返香港，向省委汇报了琼崖的严重情况。省委对琼崖的形势和今后工作进行了讨论，仍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坚持琼崖“工作的中心在城市”的主张。5月26日，省委决定以官天民为琼崖特委书记，并决定黄学增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重返琼崖，隐蔽在海口市，继续指导琼崖斗争。6月初，黄学增回到琼崖，在干部中贯彻党的“六大”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农村工作决议案的精神，为在琼崖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做准备。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的隐蔽地——福音医院，被敌人逮捕。

　　当时任琼崖实业专员、国民党琼崖实际统治者黄强，是黄学增在广东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校长。他首先派秘书找黄学增谈话，要黄学增供出琼崖党组织的情况，但遭到黄学增的严厉斥责。接着，黄强亲自出面“劝降”，利用师生之谊、同姓同宗来诱骗，又以死亡相威胁，说黄学增“走错了路”“死亡在即”，应该“回头是岸”。黄学增毫不畏惧，他指出走错路的是黄强，而不是他。他痛斥黄强在雷州杀害无数百姓，又在琼崖屠杀革命群众，已经成了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他慷慨陈词，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胜利，能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是无尚光荣的事。他说今日被捕，要杀便杀，不能再为革命多做点事，死也要死得清白坚贞！黄强被斥责得无地自容，只好放弃“劝降”的念头。7月底，黄学增被敌人杀害于海口和府城之间的红坎坡，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