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家儒

　　林风眠先生（1900年11月22日—1991年8月12日）是20世纪初我国＂中西艺术融合＂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也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27岁就被任命为国立北京艺专校长，29岁时受蔡元培之邀南下杭州筹办国立艺术院并任院长，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在执掌北京艺专、杭州艺专的十多年中，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及“个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创作原则，培养了像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李可染、王朝闻等一大批艺术界翘楚。同时，在他70年的创作生涯中，其不同凡响的艺术作品拓宽了西洋画与水墨画的领域，为中国美术走向现代化进程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我国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认为“他是中国美术界第一个最严肃、最认真地研究西方现代美术并从中吸取营养的人。他的艺术在同代人当中，最具现代性，最有构成意味，最有形式感。”

　　负笈欧洲 成绩斐然

　　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出生在粤北山区梅县公岭村一个石匠艺人家庭。一方面，童年时跟随祖父当助手，耳濡目染的各种雕刻图案纹饰启迪了他的艺术慧根，及长又在家父指导下临过《芥子图画谙》；另一方面，在梅州中学就读时不仅培育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还在美术教师梁伯聪的教诲下掌握了基本的书画能力。1919年，受辛亥革命后“留洋”之风影响，他与一批有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求艺的六年中，他先后在法国迪戎、巴黎美院及德国游学，成绩斐然，不但多次入选法国沙龙画展，还与刘既漂、林文铮、王代之、吴大羽等人组织“霍金斯”画会，并打出融合中西艺术的旗帜，后又在巴黎举办的“中国古代与现代美术展览”中以42幅作品之冠引起轰动，当时的《东方杂志》这样评价：“尤以林风眠君之画最多，而最富于创造之价值，不独中国人士望而重之，即外国美术批评家亦称赏不止。”

　　调和中西 寂寞耕耘

　　作为一位融汇中西艺术的佼佼者，他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总与其个人命运紧密相连。他一生历经沧桑，既有叱咤风云的静好岁月，又有饱受生离死别、流亡逃难、牢狱之灾的至暗时刻；既是20世纪初美术界的精神偶像，也因其超前的艺术观念、形式不合时宜而屡遭批判与非难。正是这种复杂的人生轨迹使他的艺术风格变得多维而立体：微观上是纯净、通透、清新，富于哲理的诗像世界，宏观上是孤傲高洁、炽热悲壮、沉寂强悍的精神世界。

　　留学期间与归国初期阶段，林风眠先生的艺术取向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较深，其《暴风雨》《金字塔》《忧郁的沉迷》《柏林之醉》等作品或取材于历史传说，或德国现状的感悟，形式集浪漫与象征为一体，手法简约粗犷、富有表现力，而像《探索》《人道》《人类的痛苦》等作品则直面人性与现实社会，闪烁着强烈的人道主义与批判精神，特别是大型油画《探索》“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个人相貌不特毕肖而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这时期的风格上倾向表现主义，笔触粗犷凌厉、色调强烈凝重，其力图将西方绘画的体量感与东方绘画的写意性结合起来。

　　1937年，抗战爆发，杭州艺专被迫迁往大后方重庆。因时局动荡剧变，林风眠先生也经受了迁徙、并校、学潮和辞职等种种风云变幻，从艺专校长变成一个普通的“闲人”。但正是这一磨难让他卸下肩上的重担，而获得了充裕的时间与自由的创作空间，孤独寂寞地蜗居在重庆乡居所带来的“神闲气定”让他从容地沿着“调和中西”的理念纵深拓展，开启了一生中创作的黄金期。此时的“方形彩墨”构图样式成为林风眠格体的标识，并以数以千计的花卉、戏曲人物、仕女作品去建构出富于“生命悸动”的艺术坐标。这里面既有汉唐雄风，又饱含宋瓷之韵、民间艺术之趣，而简洁的几何形体、丰富的色彩构成、肌理则又流淌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因子。台湾著名画家席德进认为“林风眠的艺术真正孕育是在重庆时期，在孤独而寂寞的六年岁月里，发展出他的山水、美女的雏形。”

　　圆融通彻 臻于大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林风眠先生主动辞去美院教职，隐居上海化茧成蝶。那个时期，他迎来了一生艺术创作黄金时期的巅峰。孤独的回归使他的艺术能量勃发生机，沿着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启的主题一程又一程一地蜕化，不论是高洁沉静的《绣球花》、热烈郁勃的《鸡冠花》，孤高傲立的《寒鸦》《立》，铿锵浓郁的《秋林》，还是旷渺孤清的《渔舟》《秋鹜》，典雅娴静的《仕女》《戏剧人物》，拙朴浑然的《农妇》《收割》，都有一种超然的静气及贯汇中西的坦荡与自信。在艺术手法上，他拓宽了融汇中西的语言构架，张力四溢的构图、灵动的笔势、如梦似幻的光色、信笔率真的写意，单纯素净的形体，这里面既有油彩之浓郁，又兼水墨之清灵。在精神层面上，不管是悲壮、孤独、沉郁，还是空灵、优雅的审美取向，始终都沿着生命的情状做多角度的演绎，淬炼成特立独行的林风眠格体。就像法国塞尔努西博物馆馆长瓦迪默·埃利塞夫所言，“他是唯一的已经接近了东西方和谐和精神融合的理想的画家。”

　　生命的绝响

　　1977年，年近八十的林风眠先生移居香港，在生命最后的十四年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其艺术生涯中最后的绝唱。在此期间，他除了凭记忆重画部分之前亲毁的两千多幅佳作，主要精力投入到开拓新主题的创作之中。像《火烧赤壁》《宝莲灯》等作品与之前的同类戏曲人物注重戏剧性情节、人物造型的刻画不同，其通过打破时空的各种变形的脸谱交叠，以悲剧性的对抗冲突去宣泄悲壮的情感，尤其是《人生百态》《噩梦》两组系列作品，其平面式人物的汇聚与重构，似晦似暗的转换交错，凝重强悍的线条，沉郁诡异的色调仿佛 各种灵魂在呐喊。在某种程度上，其艺术的指向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批带有悲剧色彩叩问人生的作品有着精神上的延续性，但较之前者更为广阔、强烈与壮美。如果说早期人物画是对痛苦人生赤裸裸的揭示，那么晚年的变形人物组合则是对灵魂的拷问，对人生、命运的剖析、思索与追问，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手法都实现了新的超越。

　　纵观林风眠先生孤独与干净的一生，他就像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孤鸿一样，凄美地飞翔在天地之间。在命运多舛的岁月中，他从不沮丧颓堕，始终独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通过其人格化的作品去阐释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读到一个虚怀若谷、坦荡真诚的林风眠，一个由中西文化铸就的林风眠。诚如英国著名的理论家所言，“林风眠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已是世界公认的了。因为他的开创，使中国的艺术家们能以现代的手法表达出完全中国化的感受，从西方艺术理念的影响中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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