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8月25日，诗人、翻译家杨铁军凭其译作《奥麦罗斯》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奥麦罗斯》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的一部现代史诗巨构，被国内诗歌翻译界称为“最难翻译的作品”。“奥麦罗斯”为古希腊长篇史诗《荷马史诗》的希腊语译名，全书以当代为坐标，上下五百年，在空间和历史中自由穿梭，把殖民历史、个人记忆、希腊神话、现实政治、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交织成一体。作者以一种奇幻的后现代手法，给这部有着厚重历史底子的作品赋予一种广阔的诗意空间。而译者杨铁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不断拓宽国内读者的文学边界，让读者得以领略世界文学的魅力。他用极富表现力的语言，赋予原作以穿透时空的生命力及艺术感染力。

　　9月23日，杨铁军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翻译界最难翻译的作品

　　记者：据说《奥麦罗斯》是翻译界最难翻译的作品。您翻译它的初衷是什么？

　　杨铁军：确实，《奥麦罗斯》的篇幅过于庞大，名声太响，人们都是隔一层神秘的面纱来眺望它，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也是因此一开始不想接手，拒绝了编辑的邀约，但后来我想通了，决定还是要迎接挑战。因为一直以来，我做翻译都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挑战越大，学到的东西也就越多，对自己的写作就越有帮助。所以，我无法拒绝这个巨大的“诱惑”。

　　记者：在翻译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您是如何解决的？

　　杨铁军：我对《奥麦罗斯》的难度有一定的预期，但也没想到其难度远超一开始的预期。难度其实并不在对原文的理解，或对作者的海洋背景的理解上，而是在于如何把一部杰作，从一个语言中转移到另一个语言之后，也能是一部杰作，至少能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对原作的风采能有一定的体会，而这已经是最低目标了。

　　我仔细考虑过可资利用的语言资源，但能想到的许多文本后来都被我一一否定了，因为翻译是有时代性的，应该用活的语言来进行。最后，在反复思考无果之后，只能一头扎进去，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但我没想到自己扎进去的是汪洋大海，因为没有大方向，所以每一行都面临困难的抉择，疲于应付，抬不起头来，每有绝望之感，不止一次想到放弃。在纪律性的约束下，完成了全书的初稿。但是完全没有喜悦，只有深深的沮丧和怀疑。

　　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修订，花了很长时间，反复修改前面几个章节，不下六七十遍，切磋琢磨，最后终于找到了我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内心感到强烈的喜悦，但更多的还是庆幸，因为一切看似偶然，我却体会到冥冥之中的必然。

　　大海已经进入沃尔科特的血液

　　记者：自然风景是《奥麦罗斯》的大背景。您说过，从沃尔科特的语调中可以听到大海的轰响？

　　杨铁军：风景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不光是《奥麦罗斯》的大背景，隐居幕后，而是直接踏上舞台，参与了故事进程，是贯穿这部长篇史诗的决定性的力量。所有的人物、情节、事件都围绕着大海进行，即使在作者游历欧洲和北美大陆的时候，大海也从来没有缺席，因为大海已经进入沃尔科特的血液，所以自然而然地从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来。

　　《奥麦罗斯》的最后一句话说：“他离开海岸的时候，大海还在那里咆哮。”如果说，一切的矛盾都酝酿于大海的轰响，那么最符合逻辑的结论是，矛盾的解决、与生命的和解也只能从大海的轰响中寻求，沃尔科特正是这么做的。一方面，这个结局出乎预料，因为读者期待更戏剧化的解决，另一方面，这也符合预期，因为这也是唯一的可能。永不止息的大海推动情节的发展和矛盾的解决，蕴含了生命的真理，是加勒比海人讨生活的“土地”，是他们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命运。

　　记者：沃尔科特将加勒比海比作一个重新发明斧头的地方，听起来有一种披荆斩棘的感觉？

　　杨铁军：沃尔科特的意思是说，加勒比海是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一个作家举目四望，发现处处荒凉，没有悠久传统的负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起源的意味，拿起斧头砍树，并不是世世代代的伐木工人肢体动作的重复，而是像伊甸园里的亚当那样，劈下了人类的第一斧，具有象征意义。

　　这种看法很有意思，一般来说，作家会抱怨传统的缺失，进而否定自己的现实和文化，好像没有传统的现实不是现实，没有传统的文学不是文学，因而对远方的文学艳羡不止；沃尔科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荒漠中看到的不是贫乏，他所说的每一个词，都有原初的意味。

　　沃尔科特在《奥麦罗斯》中认识到，加勒比海不需要进入欧洲的象征系统，如果加勒比海始终停留在用一个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己的模式中，那么无论加勒比海的生活多么热烈，都产生不了“意义”。

　　诗人译者要摆脱“含混”的诗学认识

　　记者：在国内，有不少翻译家的另一身份是诗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吗？

　　杨铁军：诗人译诗有自己的优势。一般来说，诗人对汉语诗歌语言的把握比较好，可以呈现较好的汉语。不会译成顺口溜，或者押乱七八糟的韵。但诗人译诗，特别是在国内，容易犯一个错误，即认为诗就是要让人看不懂的，译文如果谁都能看懂，就不是诗了。包括很多读者对现代诗也有类似的期待。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绝大部分诗，几乎没有例外，在原文中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意义上是非常准确的，不容含糊。我们诗人译者应该早日摆脱“含混”的诗学认识，把握原文的逻辑线，不要满足于“朦胧”的美学借口，才能翻译出较好的诗歌。

　　记者：从1992年的诺奖受奖词中可以看出，沃尔科特对加勒比海文学的独立性很在乎？

　　杨铁军：沃尔科特是说，加勒比海人是文盲，不识字，就好像树叶不识字一样，他们不读，只能被读，如果他们被人以适当方式阅读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文学。沃尔科特认为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并不是不懂得生活，也不是创造不出自己的文学，他们是世界上最乐观、最热烈、最懂得投入生活、最有创造力的人，但是在欧洲文学的观照下，他们却只是某种“忧郁”的西方心理的投射，他们只能是碎片、某种“失去”、某种“乡愁”，而不能作为完整的“文明人”而存在。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他们的生活不是生活，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进入历史。沃尔科特认为这样的历史不要也罢，因为历史只能发生在废墟之上。加勒比海的人同样也在生活，和欧洲人一样，但是不产生文明的废墟，这需要一种全新的叙述，全新的文学。

　　记者：您是沉潜于文学世界的芮城诗人。曾辗转多地求学、深造，从芮城到北京到美国再回归家乡芮城，有一种中国文化传统“落叶归根”的情结。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份“漂泊”？它对于构建您的文学世界有怎样的影响？

　　杨铁军：我内心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总感觉自己是异乡人、局外人。在美国求学期间，我上学路上会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流着蓝蓝的水，但我总是强迫症一样在心里对自己说，梁园虽好，跟你都没关系。后来到了亚特兰大，我的房子里家徒四壁，连个沙发都没有置办，因为我总觉得我只是暂居，但却没想到一待就是那么多年。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这是为什么？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身处异国他乡，更容易有离家的感慨。但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我也为自己的漂泊感找到了依据，或者安慰，因为写作者必须能跳出自己，从自己之外观照自己，这是一种内在于写作行为的割裂，一种必然的漂泊。如果更进一步，从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那么自五四以来，现代性话语逐渐替换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把知识从“本地”剥离了，一个知识者的成长必然意味着背离故土，去大城市，去异国他乡，走得越远越好。所以，漂泊是知识的必然命运。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并与之和解，就像沃尔科特必须从大海寻求和解一样。

　　诗人档案

　　杨铁军1970年出生于山西芮城县南磑镇大禹渡村，辗转多地求学、深造，从芮城到北京到美国再回归家乡芮城，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翻译与诗歌创作。译著众多，他翻译的《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获选2019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奥麦罗斯》获得2019年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