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经历崎岖坎坷、跌宕起伏，在近代中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留下了1500万字的著作，涉及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领域，梁启超的写作效率，尤其让人惊叹。

　　据梁启超学生回忆，梁启超写作效率极高，“草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泻千里，涌汇成篇。1920年春，他游欧归来，决心“重理旧业”，决意抛弃政治活动，专门从事著述及讲学事业。于是，除在京、津、东南各大学巡回讲演外，他课余则致力著作，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时间里，他就写了一百万字的著作。原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陈达曾回忆说：“我在学校当《清华学报》总编辑时，思永（梁启超的次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我的班上做学生。有一次我跟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稿子来了，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1914年，梁启超借清华工字厅写《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当时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梁启超在手头参考材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一本近百页的书，十日内就完成了。朋友说，他“十日脱稿，盖十日间未尝停辍矣”。1916年，他因“抗袁”活动而游碌于南方各省，曾被袁世凯的兵卒逼得躲入荒山，同行者皆走散，他独身一人寄居在一个小牧庄上，而且得了一场急病，差点死掉。但身体稍微好转，便“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梁启超的写作效率，有时确实也高得出了头，以致闹出一些笑话。1918年，他同蒋百里同游欧洲，回来后，蒋百里写了一本名叫《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小书，想请梁启超为这本书作个序。梁启超一口答应，便下笔写起来，但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于是就“既下笔而不能收”，序文越写越多。序文写成后，蒋百里一看，文章实在长得没法用，只好由梁启超自己题了书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反过来请蒋百里为他的书写个序。蒋百里只得从命。他在一开头写道，“方震（蒋百里自称）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即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相等），乃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后来，梁启超又进而把这本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共25万字，可称是一篇亘古未见的长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