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惠娇
“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经过一轮展品换展，4月2日迎来了一卷苏轼写与王诜的一开书帖——《题王诜诗词帖》。在沉浸于苏帖书法之美的同时，不妨循着此书的指引，来寻访一番北宋文人苏轼与皇亲贵戚王诜的交游历史，得以一窥北宋士人与北宋贵族间的圈层交集。
“风流贵公子”
王诜者，何许人也？信中，苏东坡亲切地称呼其字“晋卿”，又称其为“贵公子”。其先祖是开国功臣王全斌，虽出身武将世家，却自幼喜读书。《宣和画谱》中有对他详实的介绍：“驸马都尉王诜，字晋卿，本太原人，今为开封人。幼喜读书，长能属文，诸子百家无不贯穿，视青紫可拾芥以取……于是神考选尚秦国大长公主。诜博雅该洽，以至弈棋图画，无不造妙。写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皆词人墨卿难写之景，而诜落笔思致，遂将到古人超轶处。又精于书，其真、行、草、隶，得钟鼎篆籀用笔意，即其第乃为堂曰宝绘，藏古今法书名画，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以为胜玩，曰：要如宗炳澄怀卧游耳。如诜者，非胸中有丘壑，其能至此哉。”
可见，王诜是货真价实的贵公子，同时也是北宋第一风流驸马。其才华横溢，善诗词书画，通琴棋；其博雅好古，精鉴赏，富收藏，贮法书名画于宝绘堂，效法宗炳，得澄怀卧游之乐；出身世家，居高位，富财力 ，是醉梦玉箫锦瑟间者。
文艺之交
苏轼与王诜相识于熙宁二年（1069年）。是年，王诜刚迎娶宋英宗女、蜀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他与苏轼二人年岁相仿，风华正茂，一人是皇亲国戚风流贵公子，一人是文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王诜雅好文艺，与文人墨客相善，听闻苏轼之才，邀苏轼上门作客，二人吟诗作赋，十分相契，苏轼曾为王诜所藏《莲华经》题跋。跋文写道：“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可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叹之余，聊题其末。”此番书论，是从其书学经历生发而出的感叹，于《题王诜诗词帖》可窥见一斑，将在后文详述。
初识之日，已与王诜于诗书一道，谈论至深。此后，诗文往来络绎不绝。王诜善画，载入画史，名于后世，其所画山水，师承李成，又参以大小李将军金碧山水画法，笔墨清润，韵味悠远，富于典雅之气，苏轼曾评价其画言“得破墨三昧”。不仅如此，二人交谊深厚，凡苏轼所请，王诜无所不应，亦多方周济，挥金如土。而苏轼亦投桃报李，王诜喜苏轼的文章，常向其索要近作，苏轼亦将其感时评世之文与之，如此为后面“乌台诗案”，埋下了政治隐患。
题王诜诗词帖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贬谪黄州，王诜因与苏轼交往密切亦受牵连被贬武当。1085年，宋哲宗继位，苏轼得以结束黄州的贬谪生涯，以礼部郎中身份被诏回朝，与他同时被诏还的，还有同被“乌台诗案”所累的驸马爷王诜。
回京第二年，苏轼应王诜之邀，为其在贬谪至武当时所作诗集题跋，写下《题王诜诗词帖》：“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之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耶。元祐元年九月八日苏轼书。”
多年罹难，旧友相见，自然是言语蕴藉，情义拳拳。言王晋卿贵公子厄穷而不怨，举止安然而不骄，赞其是君子之行。文内一再提及王诜是受“乌台诗案”之累，实则因其宠妾灭妻，与公主失和，方才被宋神宗借故责罚，所以被牵连者中，唯有驸马王诜惩罚最重。
《题王诜诗词帖》是纸本，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因“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得缘在海南一观。其宽29.9厘米，长25.7厘米，全文88字，帖内钤有“金巩伯精鉴印”“景行维贤”“小如庵秘笈”“卞令之鉴定”等鉴藏印四方，左右各有“式古堂”等半印六方。可见，其曾经清内府、清藏书家、鉴赏家完颜景贤、卞永誉鉴藏。此帖原装于王诜《颍昌湖上诗，蝶恋花词卷》之后，非其原配，后经拆卸。《石渠宝笈续编》曾著录其中。
黄州之后，苏轼经过人生的磨难，多有顿悟，书风亦为之一变，形成典型“苏体”面貌。此页书法，是苏轼成熟期典型的小行书，用笔骨肉丰满，行笔和缓，笔酣墨浓，结体中宫紧劲处几乎相叠，行气高矮交错有韵律。饱满的用笔中，偶尔间现个把小字，章法上体现了节奏美感。其中有三行以“晋卿”二字起头，三处虽写法一致，细究之下，以牵丝、点划、连笔等破除雷同，此是书家方能以自然而然之笔，在细微处体现的丰富变化。
苏轼书法博采多家，其虽无意于书，但早年为士进，多抄书，每书一册则换一体，风格多变，所以其书艺的呈现多出于实用，天性自然。其执笔单钩，握笔近下，所以结字紧致而撇捺开张，墨法黑重，笔画几乎相重，所以他感慨“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正是他写小字的特点，故被黄庭坚戏诮为“石压蛤蟆体”。
宋代科举采用“誊抄制”，扫除了书法取士的弊端，士人书法少了科举的约束，书家个性中“天趣”得以呈现，纵观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中除了蔡襄以外，其余皆是天性恣意，个性突出，书史评价“宋人尚意”，盖源于此。
几位“物痴” 皆有“雅癖”
熙宁十年（1077年），王诜建成宝绘堂，请苏轼作赋以纪。苏轼在《宝绘堂记》中，以“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作赋，本应是极尽赞美之词，祝贺宝绘堂落成，苏轼却忧心忡忡，尽是规劝之意，何也？只因王诜喜书画，以占有为乐。每每遇到心仪之物，总是不择手段占有之，友人之所藏借之不还之事，屡屡有之，可谓“臭名昭著”。米芾也曾在文中记，其所藏文同、苏轼墨竹图被王诜借去不还之事。文人雅集，常以家藏雅物相示以交流，法书名画钟鼎彝器一一陈列，本是同好相交，知己相得。但碰上王诜这种“物痴”，非占有不可，着实让人烦恼。
作为近友的苏轼，亦深受其“害”。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作《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一诗。观此诗题，了解其中官司，实在让人莞尔。王诜欲借仇池石，苏轼恐其借而不还，俏皮地以诗诫之：风流贵公子，贬谪武当，看山应该看腻了吧？何必夺人所爱呢！自己看罢了，不要再借给他人，看完快快归还！言语中俏皮又殷切，实在可爱。如此之事不胜枚举，每每引来一场二人诗文“官司”。
虽说王诜有“物痴”，苏轼自己也似乎染有此痴。1101年，苏轼借了米芾的紫金砚不还，正逢其病重，嘱其子之将砚台随葬，“石痴”米芾当然不舍得割爱，写下《紫金研帖》讨还。这与写下“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苏东坡，实在是南辕北辙。而米芾自己，也是个同有此癖的“惯犯”。一个风流贵公子，一个文坛领袖，一个大书家，皆有所“痴”，皆有所“癖”，这大概是宋代文人之间交流的“雅趣”吧。难怪，唐岱在《陶庵梦忆》中感慨，“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