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人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兄弟丁忧期满，作为新科进士，该赴京办理注官手续了。当时苏轼已娶妻王弗，苏辙也娶妻史氏。时王弗虽有孕在身，却和史氏一般，都愿随夫赴京。父亲苏洵见二子都携家而出，自不想孤老家乡，决心“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便与苏轼兄弟全家同舟而出，前往京师。

　　从眉州南行两天后，至一百二十里外的第一站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系舟上岸。旅途间的逢人遇事，都是眼界得以开阔之举。当一行人于十三日登舟，继续南行时，苏轼对嘉州几日见闻既感慨倍生，又交织起对前途的展望。

　　苏氏父子离开第一站嘉州后，南下的下一站是犍为。路程远近，与眉州到嘉州无异，也是整整一百二十里。这就意味着一行人至少须舟行两日。当船只靠岸，游览过山水旁的子云亭后，特意出县北百里，寻访书楼山。身为读书人，父子仨早知山上有座颇为闻名的“王氏书楼”。不料，寻至楼前，方见书楼已凋零为陈迹。昔人已去，散书蒙尘。苏轼在落笔而下的《犍为王氏书楼》诗中发出“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的感叹。当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眼前的书楼虽倾，王氏后人却在。整整二十一年后，当他因“乌台诗案”贬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时，首先闻讯前来拜见的，便是眼前这座书楼的主人王齐愈和王齐万兄弟。这是人生的奇妙之处，该认识的，迟早会在某个时刻随缘分而来。人也只在事后才知，命运的种种安排，似无意，总有意，将他与迁往武昌的王氏兄弟安排在二十一年后相识，大概就是命运为增加苏轼对岁月沧桑的无尽感慨。

　　离开犍为，船取东南，数日后到达宜宾。该地为川、滇交界处，素有“长江第一城”之誉，也是自古以来的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遥想先人由此离川入滇，一路经盐津、昭通、东川、永仁、大理、保山、怒江、瑞丽等地，直入缅甸，不知路上有过多少汗水与泪水；也正是在这里，金沙江、岷江汇合成滚滚东去的长江。因此，到达宜宾就意味着旅途将由南往东，此后行程将更为开阔、更为艰险，也更为漫长。

　　时苏氏父子站立船头，朝西南远望崇山峻岭的云南，却不可能就此转向而去。对他们来说，这里不仅是地理上的交界地，更是历史与长河的交汇处。苏轼按捺不住复杂的心情，在舟中挥毫写下《过宜宾见夷中乱山》一诗。从该诗“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谁能従之游，路有豺虎迹”的结句来看，能见出苏轼对山危路险的云南有种艰辛难涉的感受，同时还见出他将仕途的不祥预感和大自然丛林法则进行的类比，这些一言难尽的复杂心理似乎在某个瞬间，聚集为涌至心头的避世之想。需即刻交代一句，这不是苏轼第一次有避世之想，两年前在京师赴琼林苑宴时，他就与坐在身边的蒋之奇相约，日后到阳羡（今江苏省宜兴市）卜居。很难想象，刚刚抵达首座人生高峰、还未领教仕途甘苦的人会有退身之意，唯一能解释的是，苏轼早年接受的道家出世思想总时不时在内心冒出，它也不可忽略地成为苏轼日后面临逆境终能超脱的性格元素。

　　像要强化苏轼心中的避世想法一样，当他们抵达下一站牛口时，正值“日落红雾生”的黄昏。系舟投宿后，夜幕降临，时时都在观察的苏轼面对“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的生活场景，再次难以置信地涌上“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的思想起伏，以致发出“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追问。明明青春正盛、前途在望，换作他人，几乎不可能有“甘与麋鹿友”的想法，在苏轼这里偏偏出现了，这就足以说明，在苏轼内心，对身入仕途还是身入大自然的矛盾已然出现。正统的儒家思想总教导人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习过道家思想的人，总摆不脱“自然无为”的左右。两种思想谈不上对错，只有选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会走向什么样的人生。这也无怪苏轼当夜辗转难眠，索性披衣走至窗前，在新月朗照间又写了首《牛口见月》，其中“幽怀耿不寐，四顾独彷徨”令后人如读苏轼的当时心灵。

　　“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古希腊的箴言，它还是古今中外，所有思想者从未回避过的自我追寻。但人在青春时很难彻底认识自己，苏轼能在似锦前程的起点感到“彷徨”，已是常人难达的境界了。

　　幸好，正因为是在前程起点，能左右人的，终究会是青春激情。当一行人翌日行至戎州时，眼前秋风拂江，明月攀崖，千年前秦军破滇、汉武通夷的历历往事，唤起苏轼心中难以抑制的激情，一首直截了当的《戎州》自笔端飞泻，其中“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的慷慨诗句，能使读者感受一股扑面而来的逼人气势。历史总令人情难自已，就因为活着的人到不了千年前的过去，过去却能在今人心里唤起“恨不彼时生”的追怀之感。

　　此时岂止苏轼，连年至半百的苏洵也在往事越千年的激情涌动下，在舟中抚出一曲激昂琴声。声声入耳间，苏轼心中涌起更壮阔的情感激流，当即又写下一首《舟中听大人弹琴》的诗歌，从“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的结句能看出，此时的苏轼已不再“彷徨”。他一路舟行所见，无不锦绣江山，连父亲都有如此激情，自己青春正盛，又如何能辜负父母和圣人之书的谆谆教诲？尤其父亲已谈不上仕途理想，自己若还纠缠于入世和出世，岂不有负父母期望？还记得母亲曾说过什么？“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是毕生难忘的刻骨之言。

　　不仅惯常的影视作品，便在现实生活中，心境也常常与天气挂钩一处。深感历史苍凉的苏轼恰到好处地迎来了连绵不断的秋雨。当舟至南井口（今四川省江安县）时，眼中所见，已无处不“深榛烟雨埋”。在这里任县令的是个叫任孜的眉州人，与苏氏父子既是名副其实的同乡，也是与苏洵交往多年的老友，学问、气节都名闻乡闾。听闻苏氏父子到此，任孜即冒雨乘马，急匆匆赶至江边相见。从苏轼“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的句子看，任孜既是为老友送行，同时也对苏轼兄弟赠以匡时济世的良劝。因任孜正督治水患，公务缠身，抽暇见友后，还得赶回公署。苏氏父子没有在此过夜，临到出发时，任孜颇为不舍，互道珍重后，邀苏洵父子几人能再来南井口相聚。

　　亲见任孜为官一方，与民除患的行事作风，苏轼内心感佩而震动。以儒家为修为，才能以天下为己任。当再过泸州合江县的安乐山时，望着对岸的满山秋叶，苏轼又若有所思地写下“天师化去知何在，玉印相传世共珍。故国子孙今尚死，满山秋叶岂能神”的绝句。该诗颇能反映苏轼当时的内心。诗歌落笔写到的“天师”，是汉代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张天师。传闻其修道成仙，安乐山上的树叶布满其写下的符篆，被人信奉至今。就安乐山本身来说，也颇富传奇色彩，据说此山方成之时，一夜大风将其拔去，后被人在容子山发现，乃至众口相传，山是神仙所迁。说有张天师符篆的树叶都是荔枝叶，比其他地方的荔枝叶长得多。苏轼那句“满山秋叶岂能神”已表明，对道学所谓的出世成仙说心生反感，乃至以诗讥讽。由此可见，在途中经过一些思想交锋之后，苏轼已逐渐确立了自己对儒家的入世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