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送女儿去重庆西南大学读书，看见吴宓身着长衫的塑像，伫立在文学院“雨僧楼”前（吴宓1949年后在今西南大学任教）。老先生深情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后辈学子，目光悲悯而慈祥。

　　吴宓在学界地位甚高，是学衡派代表人物，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者之一，早年留学美国，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有“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之称——在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谨以这些琐碎的文字，纪念这位学贯中西的学人。

　　吴宓出身陕西泾阳望族，父亲吴建常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曾任凉州副都统，后来又担任过于右任的秘书长和南京政府监察委员等职。这种家庭出身的子女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吴宓自然也不例外，早年入清华就读，1917年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第二年转入哈佛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吴宓虽是留美出身，但在学术思想上却属于保守派，他倡导中国传统文化，提倡文言文和古体诗。1921年，吴宓怀揣着满腹经纶和豪情壮志，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满心期待着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东西，能够如同甘霖一般润泽国家和人民，可谓是“我本一心向明月”。归国后，吴宓到国立东南大学（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西洋文学系任教，其间与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等同人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张文学复古。围绕着这家刊物，形成了一个著名文化流派学衡派，吴宓也由此成为学衡派领军人物之一。

　　1924年8月初，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到东北大学任教，第二年又应清华之聘，受命主持国学研究院筹建事宜。

　　清华学校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是学习英文和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相对薄弱。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学校准备筹建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来因资金及人力所限，先开设国学一科，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以此来弥补清华的不足，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国学研究院。

　　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任职清华期间将这所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在清华历史上属于划时代人物。曹云祥聘请出身清华且对国学颇有造诣的吴宓担任筹备处主任，负责延聘导师及筹备工作。

　　1925年2月13日，吴宓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邀请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22日，吴宓又到天津拜谒梁启超，说明筹建国学研究院的初衷及清华方面的邀约之意，梁先生非常爽快，马上应承下来。

　　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留美同学、有“汉语言学之父”美誉的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曹欣然同意。吴宓见状，也趁机推荐了哈佛同学陈寅恪，吴宓对陈寅恪的人品学问推崇备至，认为他担任研究院导师绰绰有余。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研究院筹建事宜初见端倪，1925年6月15日，清华学校正式公布了研究院教职员名单：“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1926年7月到校）；讲师李济；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昭煌；主任吴宓；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也叫四大教授。

　　另外，吴宓的这个研究院主任虽无院长之名，却有院长之实。当初王国维答应到清华任教后，曹云祥有意以院长一职相酬，但王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为由力辞。曹云祥想到吴宓出身哈佛，中西贯通，且在前期筹备中出力甚巨，于是便请他出任院长。吴宓当时刚刚30出头，不想凌驾于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之上，表示绝不担任如此显赫职务。曹云祥很会变通，于是改任吴宓为研究院主任，主持院中一切事务。

　　1926年3月，因校内复杂的人事关系，吴宓辞去研究院主任，改任西洋文学系教授。

　　此后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吴宓与陈寅恪一直在清华教书，这段时间是他们一生中最为平静的日子。据陈寅恪女儿回忆：“父亲常在课余时间和同事、老友谈天说地。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