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人生漫漫，岁月悠悠。印度汉学家狄伯杰（Bali Ram Deepak）自1984年与中国文化“结缘”后，便将半生心血倾注于中国。他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印地语，带到印度，让印度人读懂中国。

　　10月28日，狄伯杰做客海南大学人文社科名家讲坛，以“与中国交往四十年：文明的相互联系必须为未来的合作铺平道路”为题作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他，听他回顾自己与中国“交往”40年来的心路历程。

　　从“向往中国”到“中国女婿”

　　狄伯杰与中国的情缘始于儿时。在印度史诗和歌谣中，他常常听到“中国”两个字，这像一种神奇的魔力，牵引着他对中国充满了向往。读高中时，为更好了解中国，他几乎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报纸、杂志和期刊，但遗憾的是，相关资料寥寥无几。因此，考大学时，对中国仍“念念不忘”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尼赫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1984年，在大学图书馆，一本名为《东亚史》的书为他打开了解中国的大门。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后来的各个朝代，这本书让他对中国的认识从模糊变得清晰，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灿烂。

　　结束在印度5年的汉语学习后，狄伯杰于1991年来到北京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专门学习、研究文言文、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的汉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也让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96年，他再度来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级研究。

　　在北大期间，狄伯杰认识了北京姑娘王瑶，两人后来步入婚姻殿堂，狄伯杰也正式成为中国女婿。这段跨国婚姻不仅让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让他在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了更多的动力和支持。

　　从“研究者”到“翻译者”

　　在妻子的帮助下，狄伯杰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他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不断涌现。自2001年起，他就中印关系和中国文学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并撰写了多部专著，如《印中对话》《20世纪上半叶的印中关系》及《中国诗歌：从诗经到西厢记》等。

　　然而，狄伯杰深知，要让更多印度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印地语。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四书”。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四书”通篇文言文，翻译起来难度极大。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翻阅了大量中国人解读“四书”的书籍，并向中国专家请教。经过近十四年的努力，他终于顺利完成了翻译工作。

　　2016年，由他翻译的印地语版《论语》率先出版，随后，《大学》《中庸》和《孟子》也相继出版。此外，他还将《儒林外史》《红楼梦》《窦娥冤》和《西厢记》等经典作品翻译成印地语。

　　从“拓荒者”到“引领者”

　　在印度，狄伯杰是研究、传播中国文化的“拓荒者”。三四十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时，很少有人关注中国文化。但他坚信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并致力于将其介绍给更多印度人。

　　2015年底，由尼赫鲁大学教研人员为主体的翻译团队正式建立，共有约17位精通中文及印地语的专家、教授加入。他们精选25部中国经典翻译成印地语，并已经有多部作品与印度读者见面。这些作品包括吴承恩的《西游记》、老舍的《骆驼祥子》、余华的《活着》、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巴金的《家》以及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让狄伯杰高兴的是，中国经典作品在印度市场受到了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目前，在印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潮已经悄然形成。尼赫鲁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总数已经从几十年前的3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200多人，其中包括20多个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