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襄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职业与今天的记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采风官”。他们活跃于民间的各个角落，深入市井乡野之间，搜集流传于百姓口中的歌谣与故事。这些收集来的素材，经过精心挑选与整理，最终汇聚成了我们今天依然传诵的典籍，如《诗经》等。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风官不仅从事风俗、乡情的采集，更是对社情民意的传递，使民间的声音得以直达朝廷。

　　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古人对重大事件的记载愈发重视。于是，史官应运而生，担当起守护史实的重任，既有随君王左右的记录者，也有精于编纂的编修者。前者宛如今天的前线记者，后者则类比于后方编辑，二者文墨融和，颁布天下，成为当时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

　　彼时的报纸称为“邸报”，这一特殊的媒介据说最早出现于西汉初期。“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然后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算是最早的新闻发布方式吧。汉代行政管理实行郡县制，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处，称为“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是在皇帝和各郡长官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抄写在竹简或绢帛上，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就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给各郡长官。

　　东汉年间，造纸术的发明为“邸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用植物纤维造出的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简和绢帛，使得“邸报”的抄写更为便捷。

　　到了唐代，由于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邸报”的传递速度明显加快。唐代的“邸报”由各地派驻京城的“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唐代宗年间，“邸务留后使”改称“进奏官”，在“上都知进奏院”的统一管辖下发布“邸报”。现存最古老的“邸报”，是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

　　宋代报纸叫法很多，除了“邸报”，还有“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其中仍以“邸报”最为通用。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更是极大地促进了“邸报”的发展和传播。这一时期的“邸报”，不仅刊载皇帝的谕旨和大臣的奏章，还涵盖军事、经济和社会动态等多方面内容。苏轼在夏日乘船赏江景时，一边看报一边与友人闲谈，并书写下“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阅读“邸报”的情景。

　　“邸报”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成为官员和知识分子获取朝政信息的重要来源，也留下了不少与“邸报”相关的诗句。明代谢铎有“北窗幽梦正逡巡，忽听南来邸报频。鸣马一空还立仗，震雷百里尚惊人”的诗句。清代诗人全祖望则写下“五夜秉兰膏，徘徊读邸抄”。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邸报”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和重视。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化媒体的引入和对言论自由的要求，传统的“邸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被更为现代的报纸所取代。及至1905年3月10日，《申报》上第一次将文章的采访、编写人员称为“记者”，至此，中国才有了“记者”这一专门的称谓。

　　从采风官的淳朴足迹，到现代记者的锐利洞察，新闻传播的方式在不断地演变，但不变的是对真实、客观、公正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