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勇 郭志东

　　在热热闹闹的东坡书架上，最近又添一部新作，这就是李公羽先生的《苏东坡与澄迈》。该书以苏轼贬谪海南期间两次过境澄迈的短暂经历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有限史料的深度挖掘与多维互证，试图描绘出一幅原真的东坡海南形象。四十余万字的篇幅、两百多件史料图片、三百余页的大十六开本，努力向读者重现一段在历史叙述中近乎被忽略的短暂旅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研究价值。

　　本书最为突出的底色在于作者自2017年起持续开展的系统性田野调查。作者反复行走于澄迈的古驿道与沿海港口，踏勘每一处可能留存东坡足迹的土地。通过对地势起伏的细致观察、海流变化的精准记录以及古今地理变迁的比对分析，作者致力于解答一个基础而关键的问题：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苏轼究竟“能”以何种方式行走这段路程？

　　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对东水港码头、通潮驿遗址的考察。作者不仅依据《澄迈县志》中“通潮阁，在县西十里”的简略记载，更结合宋代航运史料，对港区的水深、潮汐规律、河流淤沙及航道走向进行实地测量。通过连续多日的潮位观测与海流模拟，作者以东水港区海潮涨落规律，证实了文献关于琼州海峡“周岁皆东风”、通潮驿“潮起巨舰可直抵城下”等记载，这与宋代“候潮而发”的航行特征有所吻合。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苏轼“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诗句中的地理意象，更从航海技术与水文地理层面证实了通潮驿作为重要渡海码头的历史地位。

　　通过这般深入的实地考察，那些沉睡在古籍中的地名得以重新焕发生机。通潮驿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历史符号，而是具有具体坐标的真实存在；驿道路线也不再是纸面上的抽象线条，而是可感知的地理空间。作者以其双脚，为学界绘制出一幅可信可考的“东坡行迹图”。

　　本书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于展现了作者宽广的文献视野与突出的史料甄别能力。其考据工作不仅深入《正德琼台志》等地方文献、东坡诗文的各种版本以及唐宋驿传制度史料，更将现代文史资料纳入研究范畴。除传统史料外，作者还将正式出版的书籍报刊，各地民间收藏的姜氏族谱乃至个人发布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内容纳入考察范围，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史料观。

　　这种“古今贯通”的史料运用方式，使不同时代的记录在书中形成多维对话。作者以侦探般的敏锐，在庞杂信息中辨别真伪，通过交叉比对与逻辑推演，使历史细节在层层剖析中逐渐明晰。

　　作者通过史料考据还原苏轼在澄迈期间交游网络，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梳理地方士人的身份背景与活动轨迹，重构了苏轼在海南的社会关系图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南海义士”赵梦得身份的考证，作者以东坡在澄迈所写《渡海帖》为引导，通过系统梳理东坡信札、《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省斋文稿》等有关赵梦得的零散信息，结合地方史志记载，指出赵梦得并非传统认为的普通商人，而是具有官学背景的地方精英；不仅在澄迈、儋州曾为东坡“致中州家问”，而且此前在惠州已经帮助东坡先生传递家书物品。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苏轼与这位“秘校”交往甚密的原因，更揭示了东坡“海南朋友圈”的人文关怀，彰显了澄迈民风的义气、执着与智慧。关于姜唐佐中举之后何以销声匿迹，作者通过研究宋代科举制度与多地姜氏族谱，提出假说——即姜唐佐在得到苏辙续补“沧海何曾断地脉”诗句后，为规避朝廷对元祐党人的严查，实现恩师东坡“破天荒”的期盼，改名为“姜曦”并参加科考登第，最终官授殿中侍御史。

　　李公羽的这些探讨为澄清苏东坡在海南的诸多谜团另辟蹊径，打开了另一种研究思路，更在深层次上丰富了我们对苏轼晚年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的理解。

　　本书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其超越了纯粹的历史考据，展现出强烈的当代意识。作者李公羽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新闻工作背景，成功地将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有机结合。书中关于东坡文化当代转化的思考尤为值得关注。作者提出的“东坡文化+”理念，为地方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考据，用新闻人的现场感弥补学者拘囿书斋的不足——这是《苏东坡与澄迈》最显著的方法论特色。这种立足于“行走”的研究方式，不仅还原了地理意义上的历史现场，更重建了苏轼南迁北归途中具体而微的生命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