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业昌

　　笔者近年在整理《潘存集》（即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时，读到康有为晚岁所题《潘孺初先生临郑文公碑》册页，细阅题跋，感慨良多。此作不仅牵出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因缘，也为认识潘存提供了新的视角。

　　生于1858年的南海康有为，与生于1818年的文昌潘存（号孺初）同为晚清广东人，且皆以书法见长。这位比潘存年轻40岁的维新领袖，与那位前辈有何交集呢？

　　潘存与《临郑文公下碑》‌

　　潘存是清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后在户部任事多年，其书法在日本影响深远，除了光绪初年他本人原辑、弟子杨守敬所编的《楷法溯源》外，尤以《临郑文公下碑》为日本书坛所重。

　　《郑文公碑》分上、下两碑，上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下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传为北魏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年）所书。两碑文记述其父郑羲生平（故又称《郑羲碑》），文虽多谀词失实，但书法飘逸蕴藉，笔力矫健，兼具篆隶之势与分隶之雅，堪称北魏楷书代表作。

　　潘存于光绪九年（1883年）辞官归乡文昌铺前，掌教琼州苏泉书院（在琼山，原东坡书院）、文昌蔚文书院期间作《临郑文公下碑》，此被杨守敬视为其“最晚年书”。

　　潘存的晚年形象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有补授起居注主事的杨宜治氏，曾随总理衙门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前往两广公干。他在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三日（1887年7月23日）记于广州：“晚，潘孺初比部来访星使，余因得拜见之。翁年七十，貌清古人，亦峭厉。论书法，平易近人，能发古人之秘。”（《杨宜治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杨守敬有意“传之海外”

　　潘存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逝世后，其亲戚叶佩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武昌，请杨守敬为潘存祠堂题联。杨守敬应请书写后，获赠《潘孺初先生临郑文公碑》册页，视若珍宝。

　　此作后来被日本书法家山本竟山（日本近代书道之父日下部鸣鹤门人）以重金求购，带回日本刊行。1914年，大阪博文堂以珂罗版影印该册，题名《潘孺初先生临郑文公碑》，分两册出版，封皮有74岁的杨守敬题签及识语，并附其民国元年（1912年）跋文，详述流传经过。其中有记：“光绪壬寅（1902年），其戚叶君佩兰，远道走鄂，求守敬为书祠联、扁额，因以所临郑文公碑赠我。是掌书院时所作，其尾缺一番，当亦从字簏中搜出者。数年前，日本山本竟山于鄂中见之，极为倾倒，欲以重值相易。守敬以先生手迹所藏无多，不忍割，乃以先生所临‘坐位帖’（《争座位帖》）与之。去年来沪上，竟山已将‘坐位’（《争座位帖》）石印之，又競競求先生此册，亦付石印。转念先生书法冠绝一代，而世不多见，得竟山传之海外，使先生手泽播之无穷，亦后祀之责也。”

　　杨守敬为何在此处强调“转念”呢？原来，他在题签中写道：“此孺初先生归琼后所作，最晚年书。光绪壬寅，其戚叶君佩兰持赠。余得孺翁书，皆零散之纸，此独完全。吾子孙其宝之。”本来是要留给子孙的，结果还是“传之海外”了。

　　今天我们在铺前溪北书院，还能看到杨守敬所题“溪北书院”四个大字，落款时间为光绪癸巳（1893年），它让这座久负盛名的百年书院，增厚了文化的分量。

　　康有为潘存京城交往

　　康有为题《潘孺初先生临郑文公碑》见于雅昌艺术品拍卖网所载潘存书法册页，钤印“孺初”，藏印“臣佩兰印”“康有为印”“何曼盦鉴藏”，“引首”为黄节题“潘孺初先生临郑文公碑”，后附康有为400余字长跋，写于甲子年（1924年）十一月七日。康有为称：“琼州潘孺初先生，独行君子也……南海康有为题。”其跋文旨在补述潘存事迹，因“近人不甚知孺老事”。

　　康有为在题中回忆，光绪八年（1882年）他游京师时，曾与潘存有交往。潘存曾徒步至康有为所住的南海会馆“汗漫舫”（位于今北京西城区米市胡同43号）。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五月，顺天乡试，借此游京师，谒太学，叩石鼓，瞻宫阙，购碑刻讲金石之学”。可见，时年25岁的康有为刚到北京，就因讲求“金石之学”，而与潘存发生联系。翌年九月，潘存辞官归田。他们的交往只有一年多，但对康有为书法成就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杨守敬忆及与潘存交往时曾说：“得其一蓺者，皆足名家。”

　　作为书法大家，康有为评潘存此临作“师其意而潇洒逸宕，瘦硬通神”，堪称精论。

　　潘存初习欧体，后学颜真卿，曾临《争座位帖》，亦得其神理，故杨守敬将它赠予山本竟山。入京后，潘存与京中碑派学者交往，专门研究郑道昭的书体，故临《郑文公碑下碑》尤显功力。有评论其“以欧法临郑字，颇透刚劲之气”。其作品传布东瀛，影响日本书坛；而在国内，则通过杨守敬题签、康有为题跋等，成为研究晚清金石学与书法史的难得实物。

　　岭南三孝廉往事‌

　　康有为在跋文中首先提及潘存交游“极善于书法”的李慈铭和潘文勤。

　　李慈铭（1830—1894），号莼客，晚署越缦老人，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累官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与潘存交谊尤笃。《李慈铭日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当中有大量他与潘存交往的内容，笔者将其整理到《潘存集》中，同时还整理出李慈铭所写有关潘存的诗文9篇（首）。

　　潘文勤，即潘祖荫（1830—1890），号伯寅，今江苏苏州人。咸丰二年（1852年）探花，官至兵部、工部尚书等职，谥号“文勤”。潘祖荫既是著名官员，又是金石学家、书法家、藏书家。

　　康有为接着论及“岭南三孝廉”——潘存、邓承修（1841—1892，字铁香，广东惠州人）、陈乔森（1833—1905，字一山，又写作逸山，广东雷州遂溪人），他们都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举人。邓承修曾任鸿胪寺卿，故称“邓鸿胪”。任监察御史时，弹劾权贵不避锋芒，人称“铁笔御史”。陈乔森以诗、书、画三绝闻名，擅山水与芦蟹，有“岭南才子”“雷州才子”之誉。在都门，陈乔森与潘存、李慈铭并称“三才子”。他著有《海客诗文杂存》，笔者从中整理出与潘存有关的10首，辑入《潘存集》。

　　康有为笔走龙蛇，评点晚清这岭南三杰的交谊，对邓、陈两人的名节与晚节，可谓褒贬不一：“孺老（潘存）与惠州邓鸿胪（邓承修）铁香、雷州陈乔森一山，皆以才名冠京师，号粤中三孝廉。鸿胪以直言显节，新古文、书法自成一家；一山以诗鸣，孺老爱其才，延誉堂中，悬联曰：‘佛法岂如菩萨法，我诗不及一山诗。’孺老官户部时，节衣缩食，捐千金为一山捐主事，荐其游公卿间；然一山晚节趋附权贵，朝扣富儿门，暮随贵人尘，负孺老推毂之恩。三子皆与孺老交游，学博行高，而龙头终属孺老。鸿胪年少游京师，其文学志节，皆孺老激励所成；初年奏折，多出孺老手笔，故鸿胪之成就即孺老之成就也。鸿胪与孺老亦师亦友，一山则龙尾矣。”

　　潘存为“龙头”，陈乔森居“龙尾”，邓承修与潘存亦师亦友，三人的关系脉络分明。康有为此评深中肯綮。其实，邓承修、杨守敬都是潘存的“入室弟子”，邓承修早年奏折多出潘存手笔等学行事实，在杨守敬的文章中多有记述，在此不赘述。“鸿胪之成就即孺老之成就”，足以说明潘存的学问德行备受敬仰。

　　康有为之论，其实后人也可读到这些文字：“清咸同间有岭南三孝廉者，文昌潘孺初户曹存，及邓铁香鸿胪承修，遂溪陈逸山农部乔森也。孺初独行卓识，尤为士论所推。”（王逸塘编《今传是楼诗话》，《国闻周报》1927年第36期）相比之下，康有为所论更早，而且直抒胸臆，毫不掩饰对潘存的推崇。

　　（作者系海南省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