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业昌
晚清时期，浙江著名藏书家郭传璞（号晚香），应同为浙江籍的雷琼道朱采之聘请，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仲春时节，到海南来主讲琼台书院。他热心于开展藏书事业，又苦于“三百炎荒涨海，知交寥寥”（郭传璞《与吴孟筑书》），因此对于像王国宪这样的本地文化之才，甚是热切交往，留下了一段琼浙书缘。
王国宪（1853—1938），原名国栋，号尧云，晚年号更生，海南琼山人。他本是海南近代文化教育开拓者、奠基人。但在郭传璞与他交往的时候，三十七岁的王国宪尚在成长之路上，仍用国栋、尧云之名号，距其成为海南著名学者还有些时日。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优廪生资格入读广雅书院，此番交往，正是他求学与深耕文献时期的一段插曲。
郭传璞在光绪十六年五月廿二日（1890年7月8日）的《上张南皮制府师书》中，曾提及王国宪：“海南自邱（丘）海二公以气节文章，盖天下近虽稍替，就一二佳承夫子造广雅，在彼肄业者，如王国栋□都可造就。”张南皮即张之洞，郭传璞的老师。
郭传璞撰《吾悔集》（清稿本），当中收有他写给王国宪的两封书信——《与王尧云国栋书》（四月六日）与《复王尧云书》。前者字迹较清楚，易于辨认；后者潦草异常，只能识其大意。郭传璞还撰有一本《琼游速藻》（清稿本），也收有《复王尧云书》（六月十三日），内容部分与《吾悔集》的《复王尧云书》相同，但同样难以辨认，好在书上标明日期是六月十三日（1890年7月29日）。
在《与王尧云国栋书》中，郭传璞信首便言：“承借诸书，如入宝山，目不给赏，甚感谢谢。”想来王国宪家中藏书颇丰，竟让这位见多识广的浙江藏书家目不暇接，足见王氏在海南藏书界的分量。彼时交通不便，文人访书全凭同道相借相赠，这份情谊，在书信中化作一句“甚感谢谢”，朴素却恳切。
郭传璞接着说：“昨拟访令伯父，阻雨未果也。郡伯晋省，讬购《广东通志》暨文献，其月内计必寄到。高轩启行，当开单购别书也。”这当中藏着几桩值得玩味的旧事。其一，郭传璞本欲拜访王国宪的伯父王沂暄（字爱堂）——这位曾启蒙王国宪、教其句读的长辈，想来也是海南当地有声望的士人——却因一场春雨受阻，虽为憾事，却也添了几分文人交往的闲趣；其二，郭传璞托当时的知府晋省代购《广东通志》及相关文献，约定月内寄到，又言待王国宪远行时，再开单购置其他书籍，可见其访书之心急切，亦有接下来的规划。这个知府，就是请郭传璞对残损的道光《琼州府志》，进行抢救式修复、补刊的琼州知府隆斌。
郭传璞在书中更表露胸襟：“古君子居一乡则思利一乡，居一国则思利一国。前年主讲章安，曾刻齐次风先生《宝纶堂集》（五月寄到必送一部），盖显微阐幽，后死之责。珂里先正，如有未广流传之书，愿任剞劂。第须择其切要，如钱氏《指海》例耳。”他对先贤文献的珍视，尽在此言中。他言“古君子居一乡则思利一乡”，前年主讲章安书院时，曾刊刻齐召南《宝纶堂集》，还许诺五月寄到后必送王国宪一部。更为难得的是，他主动提及，若海南有先贤未广流传的著作，愿承担刊刻之责，只需仿照钱熙祚《指海》丛书体例，择其切要者为之。要知晚清刊刻书籍耗费甚巨，郭传璞作为外地刚来的学者，竟主动为海南先贤文献“显微阐幽”，这份担当，在当时尤为难得，也为海南文献的流传预结下了一段善缘。
初来乍到，访书之路亦有波折。这就是郭传璞书中所写：“研经院长冯少颜同年，访两次，俱以疾辞。闻渠藏书不少，吾弟能往询录否？东坡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自是谦辞。鄙人从来致力于此，加以休复短视，笼东老卒，岂复能挽五石弓乎？”郭传璞与研经书院院长冯少颜（冯骥声）是同年（古代年龄相同者或科举同榜考中者），来海南后两次登门拜访，均被冯氏以疾推辞。听闻他藏书甚丰，郭传璞便托付王国宪代为询问抄录书目——文人藏书多有秘不示人的习性，郭传璞不便强访，转而托同道相助，既守了分寸，又未放弃求书之心，尽显藏书家的执着与谦和。郭传璞当时与冯骥声也多有书信往来，探讨学问与推动地方文献整理出版。
除了典籍，郭传璞对海南金石亦颇为关注。他对王国宪说：“然金石极好，琼管唐宋碑刻尚存几何？倘有墨迹，双钩上石，当与有力人商之。”郭传璞自谦视力衰退，难再精进书法，却坦言“金石极好”，追问琼管（海南的古称之一）尚存的唐宋碑刻数量，若有墨迹，便计划双钩上石，还愿与有力者商议促成此事。要知道，晚清之时，海南金石文献多被忽视，郭传璞作为外地学者，能关注到这一领域，足见其学识之广博，也为后世研究海南唐宋历史，留下了一条重要线索。
另有一封《复王尧云书》，虽字迹模糊、语句残缺，却也藏着不少关键信息。信中提及王国宪代为购买《学海堂经解》，并装箱寄递，郭传璞感念其费心，言“甚慰甚感”；又询问新会本《二十四史》与扬州各直省本在字样、书品上的差异，还提及欲收购《粤雅堂丛书》，足见其藏书之精，对版本的考究细致入微。残句中“书院积弊，不独海南”一句，更无意间披露了晚清书院的普遍困境，为研究海南书院史，也留下了珍贵的一手佐证。
这些书信，虽未能全然破译其全貌，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郭传璞、王国宪二人书信往来的频繁；书信篇幅不长，但藏于尺牍间的文献佳话却意蕴悠长，它串联起晚清琼浙两地学人的罕见交往，藏着藏书、刻书、访书的种种细节。
郭传璞远道而来，求书、护书、传书；王国宪居中相助，借书、代买、传信。这段琼浙书缘，不仅是两位属于“忘年交”的学人的私人交往记录，也见证了彼时对地方文献的珍视与守护情怀，读来颇见晚清学人风骨，无疑为海南文献史上一段温润而有力量的佳话。
（作者系海南省史学会创始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