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兴吉

　　海南岛地处热带，其稀有物产自古以来就备受青睐。同时，由于海南岛地域狭小，也需要外来物资支撑。近代，海南岛与外界交流更加频繁，贸易活动较为活跃。

　　天南贡品 珠崖往事

　　古代，海南岛与中原地区就有了紧密联系，其物产主要通过土贡形式输送至中原地区。《汉书·贾捐之传》记载，珠崖出产珠、犀、玳瑁。此外，海南还将象牙、珠玑、铜、香料、热带果品、广幅布、珊瑚等稀有物产运往内陆。其中，广幅布、香料是运往岛外的重要物产。《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

　　唐宋时期，更多海南物产被运往内陆。《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崖州、珠崖郡，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振州（今属三亚市），土贡：金、五色藤盘等。

　　宋代《舆地纪胜》记载“岛内输出之主要者，第一是槟榔，第二是吉贝。因此，泉兴商贩，大率仰此。”

　　王祯在《农书·木棉序》中说：“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

　　宋代在琼州设置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分司，推动海南岛境外贸易发展。

　　海南与内陆的贸易情况，亦体现在大文豪苏东坡的诗文中。他在海南时曾写下“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的诗句，在《与元老侄孙书》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由此可见彼此之间紧密的贸易关系。

　　明清时期，海南社会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正德琼台志·土贡》记载，海南的“麖皮、羊皮、生漆、翠毛、鱼胶、翎毛、大腹皮、黄蜡”纷纷输往内陆，此外还有杂皮、椰雕、竹木、紫榆木、花梨木等物资输出。清朝，海南进贡物产包括金、银、珠、玳瑁、蜜蜡、布、盐、木、藤、槟榔、椰子、棋子、香、海漆、琼枝、波罗蜜果等。

　　近代开埠 海舶云集

　　1876年，海口开埠，欧美工业品开始全面进入海南，海南的贸易物品随之增加。进口商品主要是手工业原料与生活用品。其中，生活用品以煤油为主。《中华民国二年琼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记载，1913年，已有外资石油公司在海口开设分店，具体情形如下：“8月间，亚细亚煤油公司在本口（即海口）设立分行，由雷德布君经理其事；11月间，三达煤油公司亦效其所为，在此设立分行，并派波路蔴君前来理事。从前该两公司之生理，则均系华人为之代理也。”

　　当时进口到海南的近代工业品包括自行车、汽车以及钢铁材料、棉纱等。1924年仅进口11辆汽车，1928年则增至176辆（《琼崖公路汇报》杂志第1期，1929年2月出版）。《中华民国14年华洋贸易报告统计册》记载，“（1925年）全岛有汽车公司25家，汽车130辆。”

　　自行车是近代新兴交通工具。日文资料《海南岛》（1939年版）记载，“本岛（海南岛）自行车的输入是在民国12年（1923年），当时只有6辆。随着海口市区的旧城改造和各地道路的开辟，自行车数量激增。现在（1939年）仅海口就有337辆，岛内其余都市有160辆。”上述资料记载可能不太准确，据笔者考证，海南岛引入自行车应在1923年前。

　　同时，许多海南本地生产不足的物资也被大量进口。例如，海南历年粮食产量都存在不足，每年必须进口数量较多的粮食。其中，1915年进口大米超过17万银元。随着海南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民国初年起，进口小麦面粉的数量也较为稳定，成为稻米主食的有力补充。1915年，海南进口面粉的价值接近10万银元。为促进进口粮食的销售，1932年10月，海口的商人还组成进口米行业同业公会，会址设在水巷口，共有23家商铺参加。

　　海南产糖，对外输出的主要是砂糖、红糖，更直接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白糖、冰糖等则需进口。陈正祥在《海南岛地理》中记录，“本岛虽盛产糖蔗，昔以不能精制，故一面有赤糖出口，一面有白糖进口。抗战前，每年进口的白糖与车糖（即精加工方糖，用于冲调咖啡等饮料），约值40万元。”

　　此外，还有一些建筑材料也要从岛外输入，如砖瓦、水泥等。海南本地虽然也出产砖瓦，但产量不能满足岛内需求，大多要从广东输入。

　　与此同时，海南出口物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记载，从1913年至1917年，琼海关出口货物表包括以下物品：猪、蒲包麻袋、槟榔、鱿鱼、墨鱼、鲜蛋、火蔴、良姜、牛皮胶、夏布、花生饼、生牛皮、熟皮、桂圆肉、草席、药材、芝麻、野蚕丝、赤糖、白糖、牛油等。

　　畜产品是海南原料出口的重要形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是海南重要的出口物资。20世纪初，海南畜产品主要销往香港地区，禽畜的输出金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八九成。牛是当时海南主要的畜产品。《海南岛全貌》记载，20世纪20年代，海南约有水牛75万头、黄牛25万头，陵水地区附近的价格是1头水牛40银元，1头黄牛20—30银元。《海南岛新志》引用日文资料称，在日军侵入海南岛初期，海南“全岛共有牛75万头，其中黄牛约45万头，水牛约30万头。查战前输出香港者，计达60万头。”琼海关报告记载，海南当时每年约有1万担牛皮出口，相当于中国第一牛皮产地广西总产量的1/3。每年向香港出口约5万头猪，金额达100万银元；家禽出口约5万只，鲜蛋约500万个。

　　1933年出版的《海南岛志》记载，海南岛天然森林资源丰富，20世纪20年代前后木材加工业与销售较为活跃。当时的海南木材销售，先由木材商委托山客（中介商）进入黎族地区采买，采买前告知所需木材的种类并交付定金，而后定期交接。海南黎族地区的木材输出，主要经由博鳌、陵水、藤桥、保平、板桥、北黎等港口，木材商人也多集中于此。例如，陵水、藤桥各有商户八九家，每年输出木材价值10余万银元；保平、板桥、北黎各有木材商三四家，每年输出木材价值3万—4万银元。1933年，海口木材商共有10家，每年营业额约10万银元。

　　当时的海南岛内，陵水输出的木材数量最多。不过，海南岛木材虽有输出，但实际上并不足以满足岛内需求，城市房屋的建筑木材多来自福建以及泰国、菲律宾等地。

　　在此时期，海南近代热带农业的主要代表——橡胶业开始形成，并很快进入向海外出口的阶段。《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记载，琼海的琼安公司“辟地250亩，种植树胶（即橡胶）数千株，长成者3200株，现已全部收割，成绩优良，运销新加坡埠，其品质与新加坡产相较，占最优等地位，价亦较昂，计民国四年（1915）出胶500斤，五年（1916）1100斤，六年（1917）1800斤，七年（1918）3000斤”。

　　胡荣光在《推广琼崖树胶生产的意见》（刊发于1934年10月《琼崖实业月刊》）中记载，此时期海南全岛之树胶，估算每年可产胶4830担。上述产量约折合241.5吨，几乎全部都用于出口。

　　海南岛的罐头业，是20世纪初引入罐头加工技术后发展起来的新式手工业，当时仅海口有罐头产业。《海南岛志》记载，海南罐头公司有6家，每家资本大者万元，少者5000—6000元，每年营业总额20万元以上，罐头分为水果罐头和鱼罐头两类。其中，水果罐头以菠萝、龙眼、荔枝、沙梨等为原料，鱼罐头的原料则是岛内的渔业产品。

　　商海拾贝 琼商剪影

　　20世纪初，海南商业发展迅速，形成新式商业企业模式，合股制企业比较流行。在汽车商业运营方面，《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记载了琼州汽车公司的开办情况：1918年12月，“商人黎晋隆组织琼州汽车公司，集股开办，原定资本15万元……向香港购旧汽车3辆，于本年4月间开始营业。”

　　1923年，唐品三与王国宪等人合作创立海南书局，这是一家出版、印刷、销售书籍的股份制企业。

　　在此期间，琼中长途汽车路有限公司创办，《琼中长途汽车路有限公司路线图》（1926年7月5日绘制）现存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当时的海南，海南人创办的商会被称为南行，广东人创办的商会被称为广行，潮州人创办的商会被称为潮行。《海南岛全貌》记载，南行商店主要有以下几家：厚生，位于大街（中山路），资本10万银元，输出入商，年交易额200万银元；安证、宏盛、旭记3家，都位于水巷口。安证、旭记两家的资本各10万银元，宏盛资本8万银元，这些商家都是输出入商（当时称为九八行，即负责进出口的销售代理商，佣金抽取代理货物价值的2%，故称九八行）。以上商家都是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商。

　　潮行商店主要有和美、裕盛宝、发利、元昌、振裕兴，上述商店都位于大街（中山路），都是九八行。

　　当时，海南第二大商业市镇——嘉积有实力的中国商店主要有以下几家：贸易商中的“庐义”，资本达12万—13万银元，另有“义兴、美合昌、美兴昌”等11家贸易商。当时嘉积的商店主要是经营岛外贸易的商业企业。

　　1930年“广东海口市商会会员名册”显示，海口市商会主要负责人经营情况如下：商会主席毛泽海，经营汽车及机件业务，店名为民兴公司；4位商会常务委员中，唐品三开设海南书局，经营书籍业务；陈济川开设陈嘉庚公司，经营杂货；陈性初开设锦福昌，经营杂货；李爵山经营车路业务，店名为海兴车路公司。

　　从以上这份海口市商会的记录来看，杂货类店家较多，其余为新兴的汽车与公路运输商家，反映了当时海口市商业的基本走向。

　　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对商业实行统制政策，指令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商社派员到海口、三亚、北黎、那大等主要市镇开设商店，对商品流通进行全面控制。日军将海南出产的鱼、盐、牛、羊、猪、鸡、椰子、甘蔗等都列为战争物资，不允许民间经营；布匹、煤油、火柴等生活日用品，也被列为专卖品，禁止私人买卖。日军的统制政策，使原来比较繁华的海南商业奄奄一息，民族工商业企业大批破产。例如，海口原有的10间银铺先后停业、倒闭。二战后期，日军在海南实行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切断海南岛对外输出的贸易通道，致使海南的工商业活动完全陷入绝境。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