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辰
20世纪的中国文坛群星璀璨,而茅盾无疑是其中最为闪耀的巨星之一。茅盾用他如椽的大笔书写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里的芸芸众生,留下了“‘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腐蚀》等作品,而那部长达三十余万字的《子夜》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里程碑。今年,是茅盾诞辰130周年,虽然岁月如流,但茅盾的作品与他的人生一样,值得后人一读再读。
新文化运动的骨干
提起新文化运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李大钊、鲁迅,其实,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茅盾居功甚伟,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的骨干。
110年前,一位来自浙江乌镇的大学生,在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他叩开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这位大学生便是后来的茅盾,只不过当时他还没有笔名,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习惯用名或者字称呼他为沈德鸿或者沈雁冰。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就职的第一个部门是编译所英文部,他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学问,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颇有心得。很快,茅盾受到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而随着茅盾手中的一项项工作顺利开展,即便是编译所里颇以名士风睥睨同侪的老先生们,也不得不对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另眼相看。
没多久,茅盾便被调到编辑杂志的部门,参与了《学生杂志》的编撰工作,这是茅盾踏入编辑事业的第一步,也为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打下了基础。此时的北方,有一份杂志正在激荡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这便是当时的《新青年》,茅盾身在上海,打算以《学生杂志》为中心与《新青年》遥相呼应,他亲自挽袖下场,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思想也渐渐成熟起来。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写文章,曾经一家独大的文言文开始日薄西山,最直观的便是市场的选择。在上海,就连商务印书馆老牌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也在思考该如何变一变了。商务印书馆主编找到茅盾,想让茅盾做一些有关“小说新潮”的改革。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大量刊出有关翻译、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颇受当时青年人的喜欢。于是,在1921年,不到25岁的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就要开始了。
在旧文学界,《小说月报》颇有名气,故而,在茅盾接手之时,积压的存稿数量很多,甚至包括了一些旧文学名家的稿件。茅盾大笔一挥,那些旧文学的存稿无论作者名气大小,一律作废,不予刊登,此举无异于破釜沉舟,也显示出了茅盾的果断与眼光。
在茅盾开始编辑自己担任主编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的同时,倡导新文学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发起人之一郑振铎将文学研究会章程寄给了茅盾,茅盾写下了《〈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并决定将《小说月报》打造成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茅盾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改版后的《小说月报》迅速在上海滩引起热议,发行量一再增加,新文化运动声势也随之高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是很多文学家的摇篮,冰心、许地山、叶圣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经过茅盾之手才得以发表。
中国社会的描摹者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风起云涌,1925年,随着大革命热潮的高涨,茅盾南下广州,将一腔对新文化的热情投入了更为滚烫的革命熔炉。随即,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茅盾被蒋介石通缉,只好隐居上海。
投身大革命的这几年,茅盾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更加深刻地认清了中国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虽然曾经有过短暂的幻灭感,但茅盾依然相信光明就在前方。于是,当接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找到茅盾的时候,茅盾很快便拿出了根据自己在大革命中所见所闻而写的小说《幻灭》,也正是这部小说,使得沈雁冰成为了茅盾。
叶圣陶为了保护沈雁冰,建议他使用一个新的笔名,而沈雁冰在大革命中看到最多的便是矛盾,思想上的矛盾、生活上的矛盾、道路上的矛盾,于是,他索性就以“矛盾”作为笔名,为了使名字更真实,在叶圣陶的建议下,“矛”字上面又加上了一个草字头,于是,“茅盾”便诞生了。
在写作《幻灭》时,茅盾对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清理,于是又有了《动摇》和《追求》两部小说,三部作品合起来被命名为“蚀”三部曲,意味着在短暂的日蚀或月蚀之后,光明终将到来。这三部小说奠定了茅盾的文坛地位,开创了另一条以阶级属性为切入点,全面审视中国社会的写作路径,文学史家称之为“社会剖析派”。
真正让茅盾声名大噪的,则是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在写作《子夜》时,茅盾常常往表叔卢学溥公馆跑,卢学溥在银行领域深耕多年,交游甚广,政府官员有之、商人有之、银行家亦有之,这些人在卢公馆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此时的卢公馆俨然是一个社会的横截面。鱼龙混杂,茅盾以文人的身份出现在这群人之中倒也不显得突兀,一来二去,他听到了不少丝厂的故事、火柴厂的故事、纱厂的故事,看到了不少人突然发迹,也看到了不少人家破人亡。
此时,中国思想界正在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茅盾通过在卢公馆的观察,得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答案,即中国在当时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将在卢公馆中看到的社会百态,以阶级属性重新梳理,编织成了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子夜》。
《子夜》出版后,一时间成为了上海市民的时尚读物,人们甚至组织沙龙讨论《子夜》,不仅评论家们盛赞其在表现时代景观上的成就,就连资本家的大小姐都对这部著作爱不释手。《子夜》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茅盾的文笔自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则是当时的上海社会关系错综复杂,茅盾却能够抽丝剥茧地将种种关系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到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自己将何去何从。正如这部书的名字《子夜》,虽然黑暗依然深沉,但是光明即将到来,天快亮了。
设立茅盾文学奖
茅盾很早就接触编辑工作,一生阅稿无数,也从浩如烟海的投稿中发现了不少后来名重一时的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茅盾是伯乐式的人物,老友巴金在回顾茅盾一生时,称其为“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茅盾就曾对作家的创作进行过专论,几年时间里,从《鲁迅论》到《王鲁彦论》,接着是徐志摩、冰心、庐隐、丁玲和许地山,茅盾从时代性出发,对这些作家在当时的创作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
而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左联”的创办和抗战枪声的打响,茅盾更是对刚刚登上文坛的年轻作家们保持着持续的关注,有些作家一关注就是几十年。张天翼的名篇《华威先生》经由茅盾之手发表;青年臧克家自费出版诗集《烙印》,茅盾立即著文推荐;姚雪垠的成名作《差半车麦秸》一开始被退稿,是茅盾将其发表在《文艺阵地》上,几十年后,当姚雪垠写出了《李自成》的第二卷,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茅盾依然抱病审阅,并通信数十封,写下了万余字的意见,这些对话后来被编辑成书,名为《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更是下大力气去提携年轻作家,写《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写“小巷人物志”的陆文夫、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一旦新的作家登上文坛,茅盾就会立即跟进,并对其创作进行点评。茅盾还常常为年轻作家们解围,当杨沫的《青春之歌》问世后,其女性成长主题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讨论,茅盾亲自下场,为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杨沫辩护。正是由于茅盾对文学新人的关心,这些新人成为名宿之后,每每提及茅盾,依然会不由动容。
1981年,茅盾在去世前专门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写了一份遗嘱,将自己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出来,设立了一个长篇小说文学奖,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便是茅盾文学奖。茅盾已经逝世多年,而茅盾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子夜已过,晨光长明,从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到中国文坛的园丁,茅盾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他的文字也穿透了百年风雨,至今仍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