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枚

　　“尼玛”在藏语里就是太阳的意思，尼玛县的孩子是太阳的孩子，命名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文学的命题，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成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近些年来关于西藏的书不算少，但是大多数时候，西藏都是被远道而来的目光打量、框取、带回平原装订成册。藏族作家央珍曾经感慨地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学对西藏的书写常常是景观化的，而央珍笔下的西藏不是景观，她是在西藏内部写西藏的人、生活、风物、情感。这句话说得真好，风景化的西藏就是明信片，是远方，是他者，而从内部书写的西藏，才是呼吸着的、生长着的生活本身。

　　猴叔孙鹏的《我的名字叫太阳》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从内部写的，一个援藏干部，在尼玛县待了三年，他不是过客，西藏民居墙上的小窗如同援藏者一般，这是孙鹏自己说的，窗口的意义就是：它既是墙的一部分，又能让光透进来，此书就如窗户一样让外界的人看到里面也让人看见外面。

　　七个孩子中，有三个藏族男生和四个性格各异的女孩从尼玛出发，去往全国各地。该结构本身就引人深思，它不是一般意义的走出大山的故事——那种故事里走出去是唯一的出路，故乡是必须挣脱的沉重躯壳。猴叔孙鹏笔下的孩子们不是逃避，而是出发，高原没有被书写成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它只是给成长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语法：稀薄的氧气、漫长的冬天、辽阔得令人惶恐的天地。这些并不是苦难，而是本质。

　　我注意到成长轨迹这个词，它含有方向感的意思，但是比成长道路直得多。轨迹是可以绕弯的、可以停顿的、可以画圈的。高原上孩子成长很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猴叔孙鹏没有停留在表现这种不易上面，他更在意的是高原赋予孩子们的独特天赋。什么是高原的天赋呢？我认为是一种和辽阔相处的能力，一种在寂静中听到自己心跳的专注，一种对慢的耐心。这些在现代社会日趋稀有的品格，在尼玛的孩子身上却与生俱来。

　　七个孩子、七个方向，《我的名字叫太阳》就是把七个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读者看到一幅星图：每一颗星星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发光，但它们都来自同一天空。

　　猴叔孙鹏身份很特殊，援藏干部，曾任尼玛县委副书记，这说明他在书写这些孩子的时候用着两种目光：作家的目光关注细节、温度和人的微妙之处，治理者的眼光则看到的是教育、发展以及时代变迁的宏观画面。这两种目光交织在一起使作品有贴地的质感，也有俯瞰的开阔感。他没有将援藏写成英雄叙事，只是让读者看见，在接近太阳的地方，一群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青春炽热而倔强。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新时代青少年思想观念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此类表述容易滑向空洞的概念。但是猴叔孙鹏给出了具体的答案——七个孩子成长的轨迹就是答案。他们的思想观念不是被老师教出来的，是在高原的风中、离家的路上、同世界的碰撞里慢慢生长起来的，这样一种关于成长的文字比宏大的论述更有说服力。

　　这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使援藏这件事具有了文学性，三年援藏，猴叔孙鹏见到了许多无私奉献的援藏工作者，他没有直接去写这些奉献——直接写容易变成表扬稿——而是通过写孩子们，让读者自己看见援藏的意义，孩子们走向全国各地的身影就是最好的援藏工作注脚，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写法，即不写光本身，只写光落在何处。

　　我的名字叫太阳，这个书名好，它不是集体的、昂扬的宣告“我们是太阳”，而是“我的名字”，一个个的个体在说自己的名字，七个孩子，七个名字，七种人生，接近太阳的地方被照亮，之后自己发光。

　　《我的名字叫太阳》这本书值得一读，因为这是一扇值得推开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