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热似乎承接种种情形可疑的历史剧而来，填补了读者选择的一定需求，一阵热闹后似已偃旗息鼓，而写家们却欲罢不能，从远古翻搅到民国，人与事一时颇不安宁。他们的“新写史”包装俗艳，在书店里面占据重点书架。 　　这些写手和拥趸于历史并无了解的兴趣，却有一知半解的言说的欲望，对起哄也甚在行。 　　这类书包装相似，遣词造句也仿佛同出一个师门。祭出黄仁宇的架式，端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句法，做出大有深意莫测高深的样子，然而一读之下，瞬间迷糊。 　　他们不读原著，不会也不屑搜集资料，当然也无法感知第一手资料的生命力。只从网络上搜索第N手错讹百出的材料，连缀成篇，据说高产者跟港台写报刊武侠连载相似，一天产出万言以上。 　　学黄仁宇，藉以取巧，藉以藏拙，用心不可不谓狡狯投机。殊不知黄氏写史，于传统梳理外，更有一种会通式的内功，蔓延评骘，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勒控收束，此类写手智不及此，知识储备更是望尘莫及，于是霸王硬上弓，强为之，强等之，结果写出一种“啥也不是”文本，文学乎，历史乎？文字垃圾乎？吾不知矣。 　　这些理解力、解读力均捉襟见肘的写手，甚至还要玩弄“幽默”，历代不同的军职，诸如车骑将军、都尉、游击、把总、都督、提督……一律被置换为军区司令、参谋总长、前敌司令、纵队司令、陆军部长，一看到军机处军机大臣就想到参联会主席，不知其为政务机构……还有将民国三十四年直书为1934年的写手，也在那里大言不惭作分析历史状，甚至将古人划分成分出身戴上地主、富农、雇农、布尔乔亚等等帽子，真是时空错乱，不知将伊于胡底。失去了基本依据的分析像断线的风筝，不着边际，这样的印刷品不知是学术普及还是戏说搞笑？令人头痛。 　　历史千头万绪，在此类写手那里，并无打通的方式，也无疏浚的能力，于是历史在他们面前变得荆棘丛生，但他们就敢在这两眼一抹黑的状况下，大步走出，甚至假模假式给青年指路。其危殆万状，真不言而喻。 　　若寻常散文随此类写手端起架式，还能像江湖拳师一样哄人。但是历史隧道里的人物与事件经纬万端，没有十年冷板凳的功夫，没有渊然融合的会心，不痛不痒地发抒感慨，必然像洪教头遇到林冲一样，甫一交手，就要丢人现眼，这些写手似有预感，于是不例外地操弄一种万金油式议论，东抹西抹，其议论从三皇五帝到光绪宣统，万能公式一样，时代的夹缝啦、背影啦，历史的棱角啦、悲剧啦，人生的风雨啦、价值啦，X朝的那些事儿啦……胡天胡地，牛溲马勃，随他乱扯。 　　历史这门学问虽然和理工农医研究的路径大有区别，但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方面则是一致的，真正的历史家对基础的功夫要求极高。吕思勉先生认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打基础的功夫不能省略。吕先生在《为学十六法》中谈到过这样的事：学术界的一些不学之人，喜撑门面，于是就罗列书名，以多为贵。但是从背后的细节就能看出他们的谫陋，他说在1924年的时候，胡适之在北京曾经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面列了很多书名，都是比较荒唐的，有的甚至连最专业的学者也未必阅读，而是仅供检索的书，这个书单一看就知自己都没有读过的书，却开出来做门面。譬如说“前四史”、《通典》、《通考》等书，乃是关于中国学问最基础的书籍，这个书单里面一部都没有，却有《九命奇冤》等书，其荒唐在此。 　　今之写史热的写手，一样是硬撑门面，其人对人物、制度以及历史机杼的转捩，懵懂无明，却敢下笔万言，看似侃侃而谈、指挥裕如，实则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对时局之纷纭错综，略无整合包举的功夫，任由笔下支离破碎，错漏百出。在他们的笔下，通俗的功用、学术的积累，全不相干。其二三十万字的文本，始终是一种毫无历史纵深感的平面文字，较之民国史家写史的沁人心脾，如老米煮饭捏不成团，他们依托一种万金油式评论来“救市”，来抒发他们的“感慨”，一望而知是塑料花，决非真香活色。其后果，造成一种信息的模糊，历史真相，反而无法识别。 　　本来是十三女儿学绣，偏要学力士扛鼎，其样子必然是滑稽突梯。 　　聪明的出版社已在印行民国史家的史评、史述、史论，这是一个开掘不尽的宝库。他们看到了读者高明的选择和渴求；而鲁钝不悟的出版单位还在和那些可疑的写手勾勾搭搭，殊不知前景不妙，因为读者渐渐不买账了。 　　写史热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