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发局的纽约办事处响起了电话声，天美时想要在亚洲寻找适当的地点建新厂。这家全球最大的手表制造商在广大的美国市场囊括了五成以上的占有率，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建厂。它们除了生产机械表的零件外，也负责组装手表。在业务蒸蒸日上的情况下，它必须扩大产能。这种厂商会对新加坡有兴趣吗? 　　经发局纽约办事处的代表袁锦泉和我（此即作者曾振木———编者注）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我们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通常经发局最少要拜访一家公司六次，别人才会看到我们的诚意。现在这家公司只收过一封我们所写的推销信，而且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打电话请公司安排后续的会面，它竟然就打电话来了! 　　袁锦泉和我表示，我们打算在隔天就到这家公司位于康乃迪克州韦特柏瑞(Watel·bury)的总部拜访。 　　当我们到了天美时的总公司后，被带往总裁和首席执行员的办公室。让我们惊讶的是，他并不是一位急性子的美籍总裁，而是一位讲话轻声细语的欧洲人。他的穿着十分得体、打了一条保守的窄领带，在自我介绍时，自称为雷姆寇。雷姆寇是移居美国的第一代挪威人，他之所以被派任这份工作，是因为天美时的大股东就是一个挪威家族。和我们一起见面的还有傅雷德·欧森，他是挪威航运公司傅雷德欧森创办人的曾孙。傅雷德是天美时的董事，代表好几个身为公司股东的家族成员。 　　雷姆寇解释说，为了维系这个美国市场，天美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都有设厂。当产能扩大后，天美时的董事会便决定要在亚洲设第三座厂，另外两座则分别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雷姆寇想要知道：“新加坡是什么样子?”他解释说：“我去过香港厂和台湾厂，我想新加坡应该也是一样。你们都是华人，对吧?”我们告诉他，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但并非全部都足华人。我们很像是美国的缩小版，人民的种族背景与文化各有不同。 　　雷姆寇说，他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生意人，而且遗憾的是，他对亚洲的不同文化不太了解。他解释说：“所以我得亲自去这个地方看看，不能单在这里看到你们两位就算了。”袁锦泉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何时要到新加坡?要待儿天?我们能不能帮他安排参访行程?雷姆寇说：“艾德华告诉我说，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城市。”他接着说：“但我不相信。”他说：“真的干净的亚洲城市?我得亲眼看到才算数。” 　　接着雷姆寇告诉我们，他已经和卡马帝打赌。“艾德华说，只要我不刻意去找，街上甚至连个烟头都看不到。我和艾德华的赌注是一顿晚餐。虽然我打赌从来没赢过，但我有把握这次可以吃一顿免费的晚餐。”我们都知道雷姆寇的意思。他的办公室和办公桌都一尘不染，文件也摆得很整齐。袁锦泉和我可不能忘了交代经发局，在我们到机场接他之前，一定要把经发局的车子彻底打扫干净。只要雷姆寇一坐进经发局的车子，他就没法去找烟头了! 　　1970年5月，雷姆寇、欧森和小雷姆寇(天美时总裁的公子)到了新加坡。经过考察，天美时打算投资1500万美元，把最先进的德国和瑞士机具装在新加坡的工厂里。 　　雷姆寇输了他和卡马帝所打赌的事。他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待了三天都没有看到一个烟头。雷姆寇在1970年6月16日写了一封感谢函给唐义方，信上提到他输了赌注，同时也对新加坡的“效率与有效管理”深表赞赏。 　　（选自《心耘》，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