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一项创兴海南宏 　　文\钟 一 　　大计划的夭折 　　如果不是近日清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的新闻出现，我们还真的不会去留意，再过几天（11月14日），就是光绪帝百年祭日。1908年那年，随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相隔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相继去世，一项由华侨提出的旷古未有的创兴海南的宏大计划，也付之东流。整整一百年后，让我们来回望那个被称之为“一纲十目”的创兴海南计划，以及计划提出和推动的背后人物，他们的名字是：胡国廉、杨士琦、张之洞。 　　响应 　　纲目 　　我们的海南岛，孤悬海外，与华侨华人筚路蓝缕创业的地区一衣带水，因而史上几次大的开发动议，均滥觞于华侨巨商大贾。近者如1987年的港商李嘉诚，远者就是1907年的闽商胡国廉。在那个年代，胡国廉作为突出的海外闽商代表，有“锡矿大王”之称。他是杨士琦于1907年10月26日奉旨前往南洋各国考察商务时，招延回国“办理闽粤等处矿地”的“著名办矿巨商”，他爱国爱乡，业绩卓著，因此稍后被光绪帝破格优奖，“著赏给三品卿衔。” 　　一切都缘于清末一项新政出台。1907年8月2日慈禧太后旨命各地兴办实业，“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力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赀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就是在清廷“招徕侨商、大兴实业”政策的感召之下，胡国廉等华侨商人率先提出回国投资、创兴海南的动议。他们提出了“一纲十目”创兴海南的雄心勃勃计划。这个计划比20年前（1887年）张之洞提出的通筹海南计划，更为宏大而具体。 　　需要提及的是，直到此时，时人尚未用“开发”两字于海南。一般认为，开发海南的用语是出现在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此前人们使用的类似说法是创兴琼崖、经营海南，而在更早些的张之洞时代是使用“开辟海南”。 　　纲目 　　胡国廉的创兴海南地利计划，通过农工商部侍郎、安徽人杨士琦上奏。此公1908年3月18日从南洋考察商务归来，４月８日就正式上奏《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折》，将胡国廉的“一纲十目”计划奏上。“一纲”是开银行，即创办琼州劝业总银行。银行之设列为“纲”，所谓纲举目张，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十目”涉及海南实业开发、设施建设等诸多事项，依次为：兴矿业、清荒地、广种植、讲畜牧、兴盐务、长森林、重渔业、筑马路、设轮船、开商埠。 　　杨士琦奏上，农工商部得旨议奏。此部是清廷在改革中新设立的机构。1906年初，清廷派五大臣端方、戴鸿慈、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出国考察，五月前后相继回国，随即奏请改制内阁，不久清廷宣布改革官制，其中之一就是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该部设立以后，首先推进办矿事宜。1908年2月，该部奏中有“前经臣部招致矿业起家之前槟榔屿领事梁廷芳办理广东儋州等处锡矿”等语。现在该部认为，杨士琦原奏内所列一纲十目，均系筹边殖民要政，亟应统筹全局，次第设施。因此，得旨即电嘱胡国廉来京面商，筹议办法。 　　胡国廉很快函称：“琼崖事体艰巨，非厚集商力，不足相与有成。拟先设总公司，为开辟琼崖之根本；一面招致侨商，分设各项小公司，广兴实业。资本不足，总公司倾助之，俟其获利，则总公司酌提津贴，以示报酬。大小相维，厥效自著。”把总公司之设看作开辟琼崖之根本，无疑是巨商胡国廉的高瞻远瞩之举。实际上，自此以降，一百年来开发琼崖的很多设想措施，都脱不了此窠臼。 　　此时胡国廉行动之快，超乎寻常，他告诉杨士琦：现已招股一百万元，设立侨兴总公司，先办垦矿、畜牧、汇兑事宜；又招股一百万元，设立侨丰公司，专办盐务。同时，以候选道、也是侨商的区昭仁专驻琼崖，综理一切，以道衔张维藩佐之。此外还有四品卿衔吴梓材、候选同知郑瑸、盐运使衔胡梦青，分别驻香港霹雳等地方，同心规划。胡国廉还告诉杨士琦，南洋各埠同志颇多，现值银价低落，筹款较难，一俟市面稍宽，尚当续招巨股。并令代表人张维藩，前来农工商部，面陈创兴办法。 　　一时之间，似乎形成了创兴海南风云际会的局面，激荡海内外。 　　急务 　　农工商部深受鼓舞，衔命于8月19日复奏。 　　像史上任何倡言琼崖开发的文献一样，农工商部所奏同样阐述琼崖现状和开发重大意义：“臣等窃维琼崖全岛为古儋耳、珠崖等郡，地多炎瘴，山海崎岖，数千年来，未经垦辟。然其地，内屏两粤，外控南洋，与香港、小吕宋、西贡等埠，势若连坞，隐然为海疆重镇。而土脉膏腴，农矿饶衍，尤为外人所艳称。未雨绸缪，诚为急务。”这段说给大清皇帝听的话不长，但高度浓缩了整整一百年前国人的海南观，略为审视，令人嘘唏。 　　数千年来至此，我们的海南岛未经开辟，这话当真。1907年初，同样带着开发海南使命的广东名士欧榘甲，游历海南，对比甲午之役台湾割让日本之后的经营情形，对二千余年的海南历史一声叹息：“中国政治疏阔，有琼二千余年，任黎人中居山岭，广占要害，而不使之同化，开辟荒地，启发富源；一土之中，恍如异国。视日本得台湾数年，招抚生番，开通道路，握全台于掌上，开富源而无垠者，真有霄壤之别。有志经国者，不可不深长思也。”游记行文洒脱，较奏章直言无遗，而海南至此数千年来未经开辟的时论，真确无疑。后世治海南史者，从经济观点着眼，称历朝历代仍乏海南开发之计划，真正开发海南、经营海南，开发海南地利经济者，当推清代。 　　说海南内屏两粤、外控南洋，隐然为海疆重镇；又说海南土脉膏腴，农矿饶衍，这都是看到了海南的经济地位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至于说海南地利“尤为外人所艳称”，我们不敢妄加评论说是挟“洋”自重心态，但可以揣度这对说服慈禧太后是有帮助的。 　　是则，我们对孙中山1913年至1919年撰写著名的《建国方略》时，所做的“海南固又甚富而未开发之地”的观点，有更深层的理解。开辟海南的前清话语，在这一刻得到转换；而开发海南的现代呼声，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式向国人郑重发出。 　　亟办 　　农工商部非但对开辟海南认识深刻，倡言“未雨绸缪，诚为急务”，而且对胡国廉推崇备至，对一纲十目计划抱有无限热情。奏称：“胡国廉雅负物望，精擅商才。原单内所列各条，及此函陈办法，均属胸有成竹，切实可行。”但又顾虑到这些创兴海南的办法，“造端甚宏，创始不易，若诸务同时并举，资力或恐未胜”，因此在与胡国廉的代表人往复推求、会同商榷之后，就所列一纲十目，参以情势，证以事理，条分缕析，分轻重缓急，提出宜亟办者五、宜次第举行者三、宜暂行缓办者二，于8月19日的复奏中，向慈禧太后、光绪帝一一奏陈。从中，我们现在得以一窥“一纲十目”的真面目。 　　应该急迫兴办者五项：一是开银行。认为百业以资本为根源，而资本以银行为枢纽。盖有银行，则散者可使之聚，滞者可使之通。西人经济专家之言，以银行为实业之母。故银行势力所及之地，实业即随之而兴。征之列强，成效可观。二是兴矿业。认为琼崖矿产饶富，地不爱宝而人弃之，至可惜也。今既力图开辟，则开采矿产亦其要矣。三是清荒地。认为琼崖十三州县，井里寂寥，动忧土旷，振兴农业，必始查荒。四是广种植、讲畜牧。认为畜为农政大端，若必俟全岛清荒事竣，方能举办，则天时、地利、物力均废弃可惜。自宜考查所得，著手较易者，为最先之试办。五是兴盐务。认为琼岛滨海，本系产盐之区。闻近年法人在广州湾（今湛江）制盐运销南洋各岛，岁数百万，漏扈甚大，抵制诚不可缓，既可改良盐法，又可持辟销场，获利之优，实可预计。 　　缓办 　　应该依次举行者三项：一是长森林。认为林业获利最优，而收效较晚。琼崖地方辽阔，嶂峦层叠，森林地位，本极相宜。惟旦旦斧斤，遂致难期长养。居民樵采已惯，一时禁令，必有所难周。体察情形，似不能克期并举。应俟清荒之后，公司办有头绪，再行陆续兴办。二是重渔业。认为渔业关系海权，至为重要。（胡国廉）所称置备轮船，改良捕法，讲求腌制，以广销路，办法亦极允洽。惟创办既多耗费，获利亦未可预期，应俟该公司气力稍充，势能兼顾，再行广集赀本，切实讲求。三是筑马路。认为筹琼以筑路为要著。明臣海瑞、前督臣大学士张之洞，先后均经筹办。然披荆剪棘，其事绝艰。备料程工，需款尤巨。拟从农矿开办之处先行筹筑，随后逐段扩充。庶几款不虚糜，路不虚设，岁修之费，亦有所资。至或由官办，或由商办，应饬该公司会商地方官妥为布置。 　　应该暂时缓办者二项：一是设轮船。认为琼岛孤悬海外，必须自开航路，以便交通，（胡国廉）所称创设轮船争琼港往来之利益，诚具卓识。惟实业未盛，运货无多，公司虑有亏折，应俟以上各项渐次发达，然后相机措办，届时禀商邮传部办理。二是开商埠。认为琼州海口早已设关，客货无多，收税未旺，该口沙碛飘荡靡常，潮退之时，难容巨舶。榆林港在崖州西南，人烟稀少，出产甚微。目前尚难建筑，该公司拟别择良港，自辟商埠，诚为保守利权之计。应俟商务渐盛，再行体察情形，由臣部咨商外务部办理。 　　进行 　　一项尽海南地利条件，旷古未有的宏大创兴海南计划，就这样在清末政局激荡的年份中，急骤谋划进行着。 　　以农工商部所认为应抓紧实行的五项事情而言，开银行这项“实业之母”计划，胡国廉拟定在琼州设劝业总银行，“俾商民尺币寸金皆得有所储蓄，血汗所易不至随手耗失，而凡办垦矿事宜者，亦皆有所告贷补助，以资周转。虽目下地利未尽，不妨小试其端，而他时百废俱兴，即力图扩充之计，经营琼岛，良为要图。” 　　而兴矿业一项，时人看到“向来南洋各处华侨多以采矿致富，近因感服朝廷德意，渐知携资内乡兴办实业”，认识到“富国善策莫如振兴矿务”，至于杨士琦奉命考察南洋商务，并招致著名办矿之巨商胡国廉办理闽粤等处矿地，这种背景下，以振兴矿务为要务的农工商部，拟将琼崖全岛各矿，俱归胡国廉公司勘采，或由该公司转招他商承办，提出“惟不得暗中入股，私售外人。限制既严，觊觎斯绝。利源既辟，风气益开，成绩所彰，殆可逆观。”开发矿业为计划的重要选项，所以该部本着鼓励的精神，给予网开一面的支持：“维持商业，首在体恤商艰，（胡国廉）所称矿章限制太严，租税征收过重，拟请通融办理各节，自是实情。现在新定矿章，已经奏明，重加厘订。将来边远之地，有难一律遵行者，均可准予变求通有案。胡国廉前请办儋州那大等处锡矿，亦经臣部核准量予变通有案。该公司勘采全岛矿产，规划尤属为难，欲求全体之振兴，必予以特优之利益，所有该公司照费、年租、出井税等款，均可按之给照年限一律豁免，以资鼓励。至出口税，关系正款，仍饬令照章完纳。庶几商力不困而常课无亏，利国利民，无逾此者。” 　　清荒地一项，农工商部提出应由两广总督严饬劝业、琼崖两道，督同该管州县，会商该公司，将全岛荒地，分段查勘，分别官荒民荒，妥筹办法，总以厘正经界，毋扰居民为主义。一俟查勘完竣，“即由该众公司承领开垦，并测绘详图，拟订章程，具报臣部及两广总督，会商核夺。庶几疆场可正，沟洫可治，阡陌可通，物宜可办，而农利乃可言矣。” 　　广种植、讲畜牧一项，按照著手较易者为最先之试办的原则，提出棉花、草麻、甘蔗、萝卜、洋薯、树胶、椰子、胡椒各品，于琼崖土性适宜，拟先从琼、澄、临、儋、定安境内，先行种植。畜牧则先选购牛羊佳种，择水草佳处为畜牧场，并制造皮毛，化生为熟，数年之后， 　　特权 　　总理 　　以次陆续推广。或以供制造，或以资贩卖，细之足以裕小民之生计，大之可以增全岛之利源。 　　兴盐务一项，由胡国廉设立侨丰公司，拟即开辟盐田，精求制法，与广东盐运司议订章程，业经两广总督批准专办三十年在案。 　　特权 　　作为一个庞大系统的开发计划，“一纲十目”的内容远没这么简单；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寻常的规划设想。说它旷古未有，说它史无前例，这两点是核心性的：有权做事、有人做事。就是为了确保这项创兴计划不致落空，赋予侨兴总公司以特权，派胡国廉为督办大员。 　　侨兴、侨丰两公司，是胡国廉专事开发琼崖实业而创设。不过后来随着清廷的覆亡，这两侨公司在海南匍匐而行，异常艰难。延至民国时代，终成谈论海南实业者凭吊追思的对象。 　　但是，在此时，农工商部对侨兴总公司之设，同样抱有极大的期待，认为是“志业伟大”之举。该部同时也充分估计了开发海南的艰巨性，认为国家如不实行特殊政策，这一宏伟计划就有可能落空，因而提出用心良苦的“筹久远”之计：“夫以该公司负非常之责任，抱无穷之希望，志业伟大，良足嘉尚。虽经臣等酌量缓急，定措施之次第。然工艰费巨，任重事繁，投资本于蛮烟瘴雨之乡，期成效于旷日持久之后，非予总公司以特别之利，不足以广招徕；非予总公司以特别之权，不足以资提倡。”这种授予开发主体特别之利、特别之权的举措，实在可看成是开时代风气。否则，在蛮烟瘴雨之乡投资，要想有成效，无异于缘木求鱼。 　　又说公司“开办之初，虑多阻扰。惟赖朝廷主持于上，地方官协助于下，宽税则以纾商力，简文法以顺商情。将来百货万商，骈阗充溢，公司蒙其利，国家亦坐受其成。万一权多旁掣，功废半途，前者寒心，后者裹足，事机一误，隐患方深。”将公司之成败，同国家利益之增损相提并论，也许这样真的能打动皇太后、皇上的心。至于“宽税则以纾商力，简文法以顺商情”，我们隐约可以读出实行特殊政策、特事特办的味道来。 　　农工商部还提出“为国家杜流弊”事：“此项垦矿章程，为发舒商力、鼓舞侨情起见，且创办各商，均热心祖国，夙负重望，自不妨格外从宽，以尽地利。而将来流弊，亦不可不预为之防。该总公司系完全商办性质，任事各员，悉由股东公举，他日辗转易员，至十数年数十年以后，倘有搀合外股借用外款等事，仍由臣部及两广总督暨两广咨议局随时稽查，一经觉查，所定章程作为无效，并饬该公司将此条订入专章，以期永守。” 　　总理 　　农工商部奏中又言：“臣等公拟，仰恳天恩，俯念琼崖事体重要。明降谕旨，特派大员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以重事权，并请勅下两广总督，饬劝业道，饬琼崖道，实力保护，并由臣部随时稽查，遇事维持，俾策全功而收实效。臣等所谓为公司筹久远者此也。”或许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或者是没有明确哪个大员，于是杨士琦当日又领衔奏请朝廷特派大员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以重事权。此奏说：“琼崖垦矿，事关钜要，非蒙特派大员督办，不足以崇声望而专责成。惟所派各员，必须深谙土风，洞悉商情，始可收提倡维持之效。” 　　这个大员就是胡国廉：“查三品卿衔胡国廉，器识闳远，筹略精深，才力足膺钜难，声气足资号召，一旦事由手创，则休戚相关。地方自经，则情形熟悉，合并仰垦天恩，俯准予三品卿衔胡国廉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俾得专心筹划，迅速开办。候选道区昭仁，才识优良，夙精农矿，与道衔张维藩均籍隶广东。以之驻琼办事，可使闽粤侨商，联络一气，拟由臣部加札委派，将来办有成效，再行酌予奖励，以资鼓舞。” 　　很快得到上谕：“农工商部奏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事宜，酌拟办法一摺。著派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宜。其有关涉地方他项商民利害事务，应会同地方官妥商办理。馀依议。” 　　在谕准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宜之后，农工商部第三次奏，为的是开办琼崖恳矿事宜，请颁给关防，以资信守。奏中说：“查琼崖全岛，地居形要，物产丰饶。臣部奏准华商设立总公司，俾鸠集农工，创兴各项地利，以殖民之策，为固圉之谋，兹奉明诏，特派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其事。内则莞摄公司，外则会同地方官妥商办法。造端宏大，事务殷繁。凡文牍薄籍等项，非钤用关防，不足以昭慎重，拟请刊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总理琼崖国矿事宜关防’颁给钤用，俾资信守。”十天后8月29日，“奉旨依议，钦此。” 　　授予总公司“关防”，胡国廉“总理”可与地方官商事，侨兴公司的“特别之权”已隐然而现。本来创兴海南的计划，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几乎包括海南的全部经济活动，现在又授商人以开发经营之特权，并由清廷指派大员总理其事，在海口、那大、香港等处，又派专员综理、辅佐一切，这些实为海南空前未有之开发举措。只是到了民国时期，这项特权还引起一场纠纷。 　　凭吊 　　南洋侨商投资热情高涨，清政府上下一致促成其事，致使创兴海南地利的筹划准备事项，进展快速。1908年夏胡国廉等已招股二百万元，侨兴总公司和其下属的侨丰公司同时成立。侨兴总公司成立以后，在儋县那大镇设办公楼，悬挂龙旗，以示奉旨来儋开办实业。创兴海南计划，由此开始进入启动阶段。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两个多月之后，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相隔不到二十四小时，次日慈禧太后也病卒。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就是清末帝。次年改元宣统。 　　此时，国内政局动荡加剧，人心急切思变。是时各地同盟会组织相继派员驰赴新加坡请示孙中山，以听进止。孙中山对海南形势极为关注，对旅泰琼籍同盟会员指出：“琼州形势，最有可为。”在清末的三年，就海南局势本身而言，进入了革命形势激荡不安的年代。 　　侨兴、侨丰两公司虽已成立，并在那大、三亚、榆林等地展开垦发事务，只是清室逊位，胡国廉、区昭仁等分别去任，官方辅导乏人，商力经营遂陷于进退维谷之中。 　　1909年（宣统元年）的时候，据民国《临高采访册》记载，广州区昭仁等以巨赀来辟临高临城之西的头嘴港，“通轮船，设码头，造货仓两座，而另于文科地设立琼崖种植畜牧矿务侨兴有限公司。其自码头上者，又开马路以通南宝，自南宝而达于儋县之尖岭(附近那大市)，即其地开矿、种植、畜牧，而复运于港焉。然其所开路尚不能十七，居民有不便者，辄起争之。公司益为酷烈，遂成祸变。民国初年，股东皆各返省，而路遂停矣。” 　　到了民国初年，时琼崖实业交通署长殷汝骊，对于赋予侨兴公司特权一事，因限于侨资乃企图取消。1913年，广东省政府交涉局长冯裕芳（琼山人）等人，复在广东省参议会为侨兴权力呼吁，主张维持清廷之原议，结果也以侨资不足，未获结果。因此，侨兴、侨丰因未能取得专办之特权，垦植、盐务均限于资金，仅局限于那大、榆林一隅，业务无从扩展。民国以后，又因琼崖腹地匪乱频仍，军阀龙济光、邓本殷连年割据，至令清末清廷开发海南地利之重大鸿图，终在惨淡艰难的环境之下失败不振，以致侨兴公司在那大烟园胶园，侨丰公司在榆林、三亚的盐业遗迹，徒供后人谈海南实业者，以凭吊而已。 　　1914年春，湖南人夏寿华游琼崖，在所著《琼游笔记》中记录了他三月十七日访问侨兴、侨丰两公司的时情况，“二侨”真的是成为凭吊的现象。“管事区秀卿南海人，情意甚殷。云侨兴公司开办儋县那天墟乌翔岭锡矿，六年于兹，尚未见利。探有那金金矿，距儋城四十里，因水土恶劣未开。又距儋城三十里之灰窑河，种植咖啡、树胶，均数百万株，尚无利可言。惟烟有成效，棉花、甘蔗尚在试验中。侨丰专办崖县之三亚港、昌化之北黎港及临高之盐田，去年秋冬甚佳。又言公家如肯开路，则诸事易举矣。” 　　尽管如此，侨兴、侨丰公司的设立，毕竟燃起近代海南实业开发的星星之火，此外又新起一些公司，如实成、农发、琼安、茂林、亭父等。在儋县那大，许多华侨为了开发海南的橡胶事业，也设立了一些公司。如l910年秘鲁华侨曾汪源、曾金城父子(广州市番禺人)，马来西亚华侨区慕颐、区乾寅兄弟(广州市人)同菲律宾华侨刘杰生(广州市人)招股合资，成立侨植垦务公司，专营橡胶生产。之后，华侨又分别在那大成立垦植公司、侨兴实业公司、侨轮公司等。有人统计，从宣统二年（1910年）至l950年，儋县那大镇由华侨开设的公司共三十一家。众多的侨资创办的公司，对开发琼崖地利，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至于杨士琦，民初被列为六君子，拥袁称帝，与湖南杨度统称二杨。是故治海南史者，或谓不齿于杨的为人，但为创兴海南地利，他三番两次上奏清廷，为海南留下弥足珍贵之文献。 　　情结 　　杨士琦后来的为人可能不足取，而张之洞用心于海南则值得称道。实际上，杨士琦再三上奏，背后的推手就是张之洞。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海南情结”，如果附加于张之洞，也是再贴切不过的。 　　1884年，当中法战火在中国西南边疆燃烧之时，山西巡抚张之洞临危受命，出任两广总督，至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督粤五年，与海南的关系不绝如缕，非宏篇不足以书丹青。仅以1887年８月２日他提出的《通筹善后事宜折》而言，张之洞就像刘铭传开发台湾一样，谋划海南的“一劳永逸”之计，提出了开辟海南的庞大计划，目的是“开山收土，永奠海南”，“俾此奥区，永为乐土”，使这个时期成为史上经略海南唯一值得关注的时期。他们通筹计划，择其荦荦大端者五：移民垦田、招商伐木、助商开矿、设官之制、除弊化俗。 　　张之洞为了实现他开辟海南史无前例的计划，将处事不力的兼护雷琼道、琼州知府谦贵革职，“破格”起用汾州知府朱采取而代之，作为其筹划“经久之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张之洞评价朱采是“志正识远，综核精勤，于洋务能见其大。”朱采不辱使命。又因创建海南第一楼，祀唐李德裕、宋李纲、赵鼎、胡铨、李光五公，因此他的名字与五公祠一起流传。 　　两年后张之洞调任湖广，继任者是毫无作为的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史称此人只会做官，不愿做事，谈不上对海南半点关怀。这或许就是历史对海南的“闪失”。一个事情是在1891年，他把张之洞在德国定购的作为为琼州（今海口）海岸防守之用七生半车炮，拟全数运往天津，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分拨留存。张之洞显然对此耿耿于怀，晚年自撰《抱冰堂弟子记》，胪列其行状一百二十条，其中与海南相关的两条，其一就是“拟于琼州府城外设守，并经营榆林港，分头营造，已筹有定款，购有甚巨炮台数十尊。后任某君到，言此台此炮为无用，尽举以赠北洋。” 　　张之洞自调湖广总督，除1894年、1902年两度署任两江总督外，一直任湖广总督。直到1907年赴京任军机大臣、官居宰辅为止。此时同时调为军机大臣的还有直隶总督袁世凯。此时，张之洞依据其两广总督任内所掌握的海南的资料，经由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领衔，奏上“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摺”，请筹集华商创兴海南之地利，其奏折经三次条陈，均得慈禧太后谕准。这就有了本文所追述的一切。 　　此时距张之洞离开广东已近二十年，距他离开人世只有两年，所以，我们若说他为“海南情结”第一人恐不为过矣。在光绪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之后，1909年张之洞亦谢世，清室不二年结束。是以“一纲十目”的海南开发计划尚未全面铺开，就随着这一切而烟飞云消，徒然增加治史者的叹息。 　　有论者认为，历代封建王朝对海南岛的开发，特别是清朝末年开发琼崖地利的历史，对今天海南特区的开发建设，无疑有借鉴作用。也有论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纲十目”这样“志业伟大”的区域性开发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又不能不看到，以胡国廉为代表的侨商们能提出如此宏伟的计划，并能初步付诸实施，实属难能可贵。斯举堪称八十年后海南经济特区之先声，理应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中铭记一笔。 　　如果我们是承启而不是断裂传统，那么由“一纲十目”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的人与事，一百年后仍有值得我们审视的价值，当非虚言。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河北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易号抱冰。清末洋务派首领。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