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出租车罢运事件，成为今年11月初以来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伤痕般的“风景”。面对此情此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打破官场的沉默，公开声称，出租车公司总的资本回报率平均每年达50%，甚至高达70%—80%，实在是“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好的行业”。 　　事实上，说出租车公司“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好”不假，但黄副市长关于每年投资回报率70%～80%的说法，还是大有保留的。目前，大部分城市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转让的，最初多为无偿或低价转让，但却被公司垄断炒卖，有的城市一辆出租车经营权被炒到上百万元。公司廉价（至少公开账面上是如此）获得经营权，司机则出资购车（甚至除了购车费用还有一大堆风险金之类的费用），承担一切运营费用，按月给公司上缴管理费。这样的出租车经营模式，一切成本（包括政府“公关”成本）事实上全部转嫁给了出租车司机，这做的其实是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岂止70%—80%的年投资回报率？媒体披露，北京某出租车公司2003年的 “工作餐费”达440多万元，某公司党委成员的月工资为21544元。与此同时，作为实际运营主体、承担着全部运营责任与运营风险的出租车司机，其收入却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因为70%至80%的收入都归了出租车公司。 　　类似的世界最赚钱公司、世界最赚钱行业岂止是出租车公司乎？像中石油这样举世闻名的“亚洲最赚钱公司”就不说了，还有许多没有被充分“挖掘”和总结的公司或行业，也正在那儿经年累月地过着世界最赚钱公司的好日子呢！ 　　比如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药品购销集团，通过医院“医药不分”这只神奇的手，可以将出厂价的药品以十倍百倍的价格推销给患者。导致从整体上，落到患者手中的药品，平均出厂价不到药价的10%到20%。也就是说，平均出厂价1元的药，药商集团可以卖到10至20元，他们赚取了9至19倍的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并没有落到厂家和医院手里，而是绝大部分被医药代理商、医药代表、医生、药品采购管理人员、医院领导甚至卫生监督、药品监管、招标采购等“隐性参与者”瓜分了！ 　　还有一个特殊的公司是地方政府，他们在拆迁征地中往往也成为“世界最赚钱公司”。2003年，笔者曾根据有关上海的一份媒体公开资料算过账，当地政府从农民手中廉价征地，再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卖出，一进一出，最低差价是40倍，最高差价达285倍！这么多年过去，各地天价地王频出，利润差应该更大了吧？ 　　以上，笔者只是随意拎出了几个内地“世界最赚钱公司”或行当的例子，想必还会有更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给总结总结，也许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断会有新发现。 　　眼看着“世界最赚钱公司”频频出现在中国，这应是国人多大的骄傲啊！然而一切正如萧伯纳的一个笑话：萧伯纳人很瘦，在一次宴会上，一个肥头肥脑的富翁笑着对萧伯纳说：“萧伯纳先生，一见到你，我就知道目前世界在闹饥荒。”萧伯纳立刻说：“先生，见到你，我就知道闹饥荒的原因。”是啊，一边是国内这么多“世界最赚钱公司”，一边是很多国人面黄肌瘦“闹肌荒”。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此等“几家欢乐几家愁，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局面旷日持久，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我国在不少方面的决策与执行体制高度合一，行政权独大，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像医改、教改、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改革的生杀大权握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行业主管部门手里，而不是握在利益更为中立的人大机关手里，于是总是议而不决，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或者即使改革，也是换汤不换药。 　　二是“司法地方化”使得我们的法律有时出不了人民大会堂，就像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一样。就说这很简单的出租车的事儿吧，明明有《行政许可法》规定市场可以自由调节的，不设行政许可，但人家不理睬你这个法，你也没办法。 　　一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是，媒体报道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突破口之一，基层法院财政将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予以保证，这将改变目前由同级财政负担的做法，由此改变司法单位依赖地方的“司法地方化”现状。 　　而要从源头上遏制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逐利倾向，还要从坐实我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起，做强、做精、做实人大，将重大决策、立法权和财政权等交到人大手里，形成重大事项人大决策———政府执行———司法监督的权力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