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彭青林  特约记者 王仪  图\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可以载入史册。”　　　　　　———萧乾 　　1939年9月，海南同乡谢章农和吴惠民同一批登上从南洋归来的轮船，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他们一同经历了日本兵炮火在滇缅公路上的狂轰滥炸，一起为抗日前线的战士们冒死运送军火和药品，又一同无奈地看着身边的海南同乡们因为战火、翻车等事故，永远地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 　　2月29日，海南岛初春的早晨，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平素寂寥的一间农家小院，迎来了90岁的谢章农老人久违的朋友———91岁的吴惠民老人。两位经历了世纪风雨与战火洗礼的老人，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谢章农老人生病有些时日了，也因为行动不便，这两位密友原本每年数次的相聚渐渐稀少了。阳光静静地洒落在谢章农老人的脸上，他略显瘦削苍白的面容，此刻也绽放出一丝初春的暖意。 　　这两位老朋友，曾经共同战斗在滇缅公路上，他们都是海南同乡，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南洋华侨机工。1939年9月，谢章农和吴惠民同一批登上从南洋归来的轮船来到了云南昆明，他们一同经历了日本兵炮火在滇缅公路上的狂轰滥炸，一起为抗日前线的战士们冒死运送军火和药品，又一同无奈地看着身边的海南同乡们因为战火、翻车等事故，永远地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那段在滇缅公路上生死与共的日子，如刀刻一般深深印在老人的心版上。  　　2009年初春，因为海南日报记者对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的寻访，这两位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又再度聚首。 　　谢章农用有点含混不清的语调说，“我们一定要常联系，有什么消息要记得通知我。特别是南侨机工的活动。别忘了！” 　　“一定记得，一定记得。”吴惠民连连点头。　　   　　吴惠民：为上滇缅路而改名 　　比起谢章农，吴惠民的身体还算得硬朗，一身蓝色老款西装，头戴宽沿大礼帽，足蹬一双年代有些久远，从南洋带回来的深棕色皮鞋，脸上挂着宽和的笑。 　　1919年吴惠民出身于琼海中原镇九曲江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在他3岁那年便撒手人寰，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又省吃俭用让他读书！1933年，吴15岁那年母亲让他投奔南洋新加坡的叔叔。“叔叔是南洋五四公会的理事，他把我带到公会做杂工。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叔叔对抗日活动很热心，经常周末带着我去抗敌后援会，参加为祖国抗日发动华侨募捐的活动。” 　　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吴惠民当时年纪尚小，但满腔热血，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愤慨之至，他自愿参加了新加坡华侨举行的示威游行。 　　19岁那年，踌躇满志的吴惠民觉得新加坡当时还是殖民地，良园虽好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便暗下决心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一线去，走到最前线跟敌人拼。刚好此时新加坡南侨公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有技术、懂开车的华侨工参加华侨机工团归国支援抗战，吴惠民立即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我原本叫吴东彪，叔叔不让我回来，因为父亲早逝，我由母亲一手带大，叔叔舍不得我走。但我决心已下，就改名吴惠民，不让叔叔知道。还没有学会驾驶我就去报名，人家不肯收，我就每晚去租小汽车，跟一位的士司机到加东去学，一周便学会了。这才报上了名。” 　　吴惠民还记得，1939年8月14日———他离开新加坡的日子。“当时的场面相当隆重，我们身着机工制服，新加坡各行各业代表为我们送行。” 　　离开新加坡后，吴同批的南侨机工经过越南到了昆明，在西南运输处训练。在滇缅路上行车异常艰辛，不仅山路崎岖难行，路上野兽众多，还要躲避日本人的 　　飞机。“我们的车队经常受到日军的干扰，3000多南洋去的华侨机工，有近三分之一在路上牺牲了，三分之一抗战结束后回到了南洋，还有三分之一活着的机工留在了祖国。” 　　1940年，吴惠民结束了滇缅公路上时间不长的运输任务后，被当局派往重庆机械制造厂第二厂当修理工、驾驶工，巧遇一位当时在重庆担任政府要职的海南文昌老乡，经他推荐和保送，吴上了黄埔军校，从排长晋升为连长，最后当上了降落伞部队的队长，到广西打日本。 　　日本兵投降后，调往广州的吴惠民迫切地思念母亲，寄家书一封返乡。母亲接信后高兴异常，回信一封，说家中订下“娃娃亲”的未婚妻还在等他，尽快回来结婚。“我便离开了部队回了老家，也因为我所在的部队掉转枪头要打内战，我不愿意中国人打自己人，所以母亲命下，便速速返乡。” 　　之后吴惠民在文革中所遭遇的崎岖坎坷的命运，与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们都是相似的，他一直和琼海的老伴相守过着农耕生活，直到前些年她离去。“我的老伴人非常好，与我共度甘苦，现在儿孙孝顺，我很满足。”幸福写满老人开心的笑脸。 　　谢章农：悬崖边捡回一条命 　　比吴惠民还要小1岁的谢章农，1939年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时年仅19岁，当时招募机工要求报名者至少要20岁。谢章农偷偷多报了1岁，才闯过了这关。 　　1939年2月，谢章农看到新加坡报纸上的招募公告，就决心回国服务。作为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他深知父母决不会同意自己报名，也像吴惠民一样将原名“谢锦善”改为了“谢章农”。 　　临行前一天，谢章农想到自己即将告别家人远行，他不敢告诉父母，而是告诉了姑母，让她替自己向父母告别：“我这一走，抗战胜利了就回来侍奉你们老人家，如果回不来也请勿挂念，就当没生过我这个不孝子。” 　　“你的父母都老了，你又是独子，怎么说走就走呢……”向来疼爱谢章农的姑母又气又怜惜，两人抱头痛哭。 　　谢章农还是坚决回国了。1939年9月，他和吴惠民作为第9批南侨机工到达昆明，并被分配到运输队，开始了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生涯，一干就是3年。 　　滇缅公路自昆明至缅甸腊戍，有许多路程都是在高山大河之间穿行，一路悬崖陡坡深谷，还要面临日本飞机不时的轰炸骚扰，行车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车毁人亡。 　　谢章农和机工同伴们用精湛的驾驶技艺克服了这些困难，把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运回国。他们还总结出来一套对付日军飞机轰炸的方法：下坡不用怕，上坡细观察；敌机来了利用弯道和它“捉迷藏”，让敌机找不准目标。 　　尽管如此，滇缅公路上的事故还是很多，谢章农自己就曾差点冲出悬崖。“那是从下关去楚雄的路上，非常险，弯道大，下坡时方向盘坏了不能自己回位，还好比较镇定，用力转回来，路边一堆土石又挡了一下，才没有冲出去。下车一看，一个前轮已经悬在半空中了，下面悬崖深不见底，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他一个人在原地守了两天，等来工程车把车吊回路上，又开着上路了。 　　此后，谢章农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在滇缅路上来回奔波。从缅甸到昆明，顺利也要10多天一趟。“路上哪里有弯都熟悉的很。”谢章农在这条抗战生命线上一直服务到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炸断惠通桥。随后，他考入当时的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1949年随所在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解放后直至复员，终于回到阔别近20年的海南。 　　不能忘怀：滇缅路上的生死兄弟 　　和吴惠民、谢章农同一批回国抗战的还有不少海南同乡，琼海市九曲江人黎锡宽就是他们常念叨的一位。3个人的家恰好离得又很近。但是在1941年下半年，他在执行一次运输任务的途中因意外去世，牺牲时才20出头。 　　“这个兄弟过世的时候，身上还穿着我的衣服。”谢章农动情地说，他们3个人在队里关系最好。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3个兄弟就参加了“南洋抗日后援会”，每周都要参加街头募捐活动，还亲手做了纸花义卖救国。像黎锡宽这样把生命留在了西南边陲的海南籍南侨机工还有很多。以至于国内的司机称南侨机工是“番仔兵”，不怕死。 　　在吴惠民、谢章农老人身上会发现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对坎坷遭遇的平和与乐观，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性格。 　　今天还健在的海南籍南侨机工，已是少之又少。前两年，机工后代陈勇还在海南寻访到了3位健在的南侨机工。而今天，只剩下吴惠民、谢章农两位老人了，另一位，住在东方市八所镇的黄迎风已经过世。 　　如今，吴老的身体仍然硬朗，每天坚持跑步锻炼，动作灵便。谢老则已有些行动不便，总是坐在一张躺椅上，说到激动之处便需要缓一缓。两位老人坐在一起总是不停地说起那些滇缅路上的往事，说到长眠在滇缅路上情同手足的海南同乡，泪水从老人的眼角悄悄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