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追/访/ 　　“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可以载入史册。”　　　　　　———萧乾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范南虹 　　海南日报“重走滇缅公路”采访组抵达昆明第一站时，见到了寻访路上第一位南侨机工的后代———南洋华侨机工联谊会秘书长陈达娅。面对来自家乡的海南日报记者，达娅未语泪先流。 　　“在他生前不仅没有好好了解他，甚至误解了他，心中很痛。”直到2000年10月，达娅参加了央视重走滇缅公路的报道，对华侨老机工一次次的拜访，渐渐了解父亲。“那些事带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我要找回真实的父亲！" 　　对父亲的回忆，打开了机工后代陈达娅尘封的感伤记忆，“我出生时，父亲陈昭藻已经62岁了，和我年龄相距很大，别人老以为他像我“爷爷”，因为父亲文革时被批斗下放到农村，与我相处日短，我与他比较隔阂，直到2000年10月，我参加了央视重走滇缅公路的报道，对华侨老机工一次次的拜访，渐渐了解父亲，带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我要找回真实的父亲！" 　　爱喝咖啡的“伯爹藻” 　　“文革”结束后，从初中时，下放农村的达娅的父亲归来，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在达娅的记忆中，父亲身上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背微驼，每天早出晚归，为家庭生计而奔忙。“我好渴望父爱，可父亲给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沉重、无言的关爱，我当时真希望他的背是挺直的，而不是苍老的形象。” 　　达娅家在昆明时居住的四合院里，茶余饭后，邻居们喜欢聚在一起，听达娅的父亲讲他的经历，他的昆明方言中夹杂着很浓的海南腔，达娅不经意间听到了“南侨机工”、“滇缅公路”等陌生的称谓。“偶尔，还能听到父亲微闭双目陶醉地哼出几句琼腔琼调来……” 　　“那时，有几位常来家里坐的叔叔，说着与父亲相同的乡音，见面都称呼父亲‘伯爹藻’。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有时甚至激动得挥手比划，聚在一起一定要喝咖啡，喝来总那么陶醉。那咖啡的香浓，也弥漫了我的记忆。” 　　除了劳动布工作服，母亲也让做裁缝的哥哥为父亲缝制了一套他此生唯一的银灰色纯棉中山装，有一天，父亲很认真地穿中山装出门了，晚上回来，竟然兴高采烈地哼起了海南家乡的小调，几天后，他拿回了一张照片———“抗日时期回国侨工服务团留昆同仁集会”。“父亲指着照片里一位名叫陈安的人兴奋地说，“他复员回马来亚，看我们来了，和我一批回国的。”“看着照片题写的战友一词，我有种异样的感觉。” 　　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的“战友”合影。 　　“病重的父亲从医院回家后不久，有一天清晨突然不见了，晨风中我和母亲四处奔寻，最终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湖畔找到了呆立湖边的父亲。” 　　“怎么自己跑来这里了？”母亲问。 　　“我想回海南岛，到新加坡！看‘天和堂’！" 父亲说。 　　从此，再未下床的父亲便一直躺在床上深深惦念他的家乡，和他的第二故乡。 　　1987年7月28日，父亲在一个雷雨天，艰难地说了一句“想回家乡———”，便走了。他身上穿着那套银灰色中山装，留下了一张行军床，一只美国军用水壶和一本华侨登记证。 　　“当他的老战友们老泪纵横地送他时，我才稍稍明白，“战友”的崇高意义，他们曾在祖国最危难之际，出生入死战斗在滇缅公路上，成为抗日血线上勇敢的运输兵，生死与共的战友。那一刻父亲微驼的形象在我心中站立起来。” 　　遇难机工只能用草席就地掩埋 　　2000年10月中旬，陈达娅随央视摄制组重走滇缅公路，同行的有父亲在滇缅公路上的老战友———三位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罗开瑚、翁家贵。之后，达娅又两度重走滇缅路，去寻觅父亲的踪迹。 　　“当我们行至下关之际，翁老指着现在已经是民房的遗址说，达娅，你看，这个地方是以前你父亲工作过的西南运输处设在下关的第八修理厂；行至永平时，道路极为陡峭，老机工翁家贵说，就在这里，当年遇难的机工只能用草席就地掩埋，多数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从老机工口中还念出了几位故去的海南籍机工战友的名字———符气、吴树光……” 　　这一群为国捐躯的南侨机工，就仿佛要默默被历史遗忘了。 　　“在惠通桥边，看着怒江奔流的江水，罗老凄凉而高昂地喊出‘战友们，同胞们，我们来看你们了，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的！’我心中感慨万千，父亲和战友是一群书写非凡历史的亲历者，我却不了解他们，泪水洒落，有内疚，有悔恨……” 　　“父亲也曾这么帅气！”  　　从2004年起，达娅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泡在云南档案馆，阅读历史档案和有关南侨机工的的书籍，收集整理父亲的南侨机工史料。从一张张发黄的陈年档案中，她发现了一 　　张张英俊潇洒的南侨机工老照片。当翻到卷宗92-2-146第78页时，我猛然看到了“陈昭藻”的名字，我看到了年轻父亲的模样，他整个地跃入我的视线。照片中的陈昭藻穿着西装，英俊帅气。 　　从各种资料和父亲的自述档案中，达娅心中父亲的身影渐渐丰满：1900年生于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市）风楼村的陈昭藻，年幼时曾在家乡私塾读书一年，……后因母亲病故，家境贫寒，与同乡结伴到新加坡投奔已先赴南洋的哥哥陈昭芹。他先在新加坡益学裁缝，两年后在英国人办的工厂学习汽车驾驶等，再亚细亚轮船公司，开始了他在远洋轮上的航海工作。 　　在远洋轮上的工作，陈昭藻不仅负责轮船上的机械维护，还悄悄学会了西点制作、调配咖啡和简单的英语对话。与此同时，陈昭藻与哥哥陈昭芹及两位海南老乡合股，在当地开办了当时比较出名的“天和堂药店”，一家人在南洋过着丰足而平静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祖国的半壁江山沦陷，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技术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日军需物资。父亲得知消息后，毫不迟疑地与20多名海南同乡一道，跟随着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海南琼海人王文松一道，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当时招募机工的条件是年龄20至40岁，父亲当时已是39岁，惟恐报名落选，把年龄改为32岁，又把年幼的女儿请家嫂带回家乡海南岛请祖父照看，海南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亲身在何方。” 　　“海南机工为海南人争了光”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这悲壮的歌声中，在南洋父老乡亲的嘱托下，在亲人挥泪相送中，父亲等第二批机工207人，于1939年3月13日在新加坡太古码头搭乘丰祥号海轮启程归国，途经越南于21日辗转抵达昆明。 　　“在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后，4月1日，包括父亲在内的24名海南人随部分侨工被分配到政府临时设在缅甸仰光的汽车修配厂，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欧姆汽车，以备抢运军需物资。” 　　该汽车装配厂的副厂长是王文松，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六人一组一周装配一辆新车。然而在此工作的南侨机工，以其娴熟的技术，大显身手，他们顶着酷暑或是冒着大雨，每天连续工作十小时以上，由第一天的每组装配两辆到次日每组装配四辆，其高质高效令美国工程师啧啧称奇：“南洋华侨真了不起！” 　　半年的苦战，近千辆美国道奇、欧姆汽车就逐批装配完工，由火车经仰光运到腊戍，及时地投放到滇缅公路抗战血线的运输前线。当西南运输处的主任宋子良得知侨工惊人的工作进程时，他对受表彰的南侨机工说：“我是海南文昌人，你们南侨的海南机工为海南人争了光。” 　　在仰光的任务完成后，父亲受命调往国内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第八修理厂，抢修滇缅公路上受损的车辆，此后的一年，滇缅公路上的运输高峰持续不断，下关、腊戍、昆明……，他一直奋战在滇缅公路上的各个不同的汽车修理厂，抢修待发的车辆，直到抗战结束。  　　王文松、陈昭藻、王亚六、罗开瑚、翁家贵……在达娅的讲述中，我们记住了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达娅的寻根之旅 　　近几年作为南侨机工联谊会秘书长的达娅和机工的后代陈勇一道，一直关心着这群 “南侨”老人，为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她身上流露出浓浓的“南侨”情节。 　　父亲过世后的第二年，达娅回到故乡--海南琼海九曲江的一个恬静的小乡村。 　　“在家乡，听到乡亲们说起我听不懂但乡情浓浓的乡音，见到了父亲生活过的陈年老屋；我点燃了红爆竹，把内心对故乡、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一点点释放，在故乡村口的一眼惠泉井边，我惊喜地发现上面还镌刻有父亲陈昭藻的名字，这是多年前他为家乡修井捐款留下的印迹……” 　　故乡，让达娅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她的寻根之旅，把父亲陈昭藻在故乡海南岛、新加坡与滇缅公路的云南岁月串联在了一起，父亲帅气的身影在她心中从未有过的挺拔。 　　“岁暮时，我才找回了父亲，我要把‘伯爹藻’和南侨机工的故事告诉后人，历史会记住他们，祖国和家乡人民不会忘记他们。”达娅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