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采访组飞到昆明后，几经辗转，在当地司机引导下，经反复打听，才在今昆明市西客运站内找到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 　　我们从此即改乘汽车，以此零公里为起点，准备沿滇缅公路长旅，寻访当年华侨机工的精神遗存。 　　（二） 　　我们在极边重镇腾冲的走访观感中，无论从老人的回忆，还是市民的素养言谈，均深切感受到一点，即华侨机工所受教育生涯，使他们比较注重游戏规则，凡事讲究效率，因此和当时国内某些公务员的官僚作风形成冲突。 　　而他们所发扬的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精神，则于世道风气引起很大的震动。当华侨大量进入昆明后，当地的富家子弟作风悄然为之一变。平时讲究绫罗绸缎的，看到富有的华侨青年都是如此简朴地生活，意识到国家所面临的灭亡的危险，自己还摆什么阔气呢？于是太太小姐都收起夸富的派头，穿起蓝布衫走进学堂，山地中原先闭塞斗富的狭隘风气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面目了。 　　（三） 　　采访组的女记者在翻越高黎贡山后，一度呕吐不止，当地有关人士坚持要送往医院，但她们坚拒了。大家都很担心，不料到了第二天，她们却又强撑精神准时出现在采访现场。李幸璜先生每天背着十多公斤重的设备包，工作时间在十小时以上。为了拍摄怒江大峡谷和新、旧惠通桥，攀援在险峻的峭壁上，连爬带走两个多小时，满头是汗，浑身挂满荆棘茅草…… 　　在昆明采访健在的91岁机工老人，两位女记者忍不住潸然泪下，旁边案上的纸巾被她们用去半盒。而高龄如许的老人却谈笑风生，谈至当年战场驰驱，顿生豪情；谈及浩劫年月所遭受的冤屈和不公正待遇，旁人听来唏嘘叹息不止，他老人家却一笑了之。谈及他的家乡海南定安，老人似陷入深远的回想之中。 　　2月末，海南日报采访组开始访滇缅路上的南侨机工的旅程。从海南故乡唯一健在的两位年过九旬的南侨老机工吴惠民、谢章农，到云南的机工后代陈达娅，老机工罗开瑚、翁家贵……，惠通桥边的良久伫立，国殇墓园里的哀痛悼念，一次次的寻访，一次次的讲述，一次次地让记者感动泪流。 　　故事难以详尽，历史不能遗忘，历史不可磨灭，需要我们永世铭记在心。我们深深感到，缅怀海南华侨机工的光辉业绩，建立纪念碑来弘扬华侨机工的人文精神，使之成后人发展前行的内动力，实为一种当务之急。 　　（四） 　　在云南，滇缅路沿线，当听到海南人对华侨机工的感情，并得知海南日报派出采访小组寻访，无不为之动容，老年人，还有文史工作者，以及南侨机工的第二代、第三代，顿时又陷入深情的回忆之中，思绪延伸至当年的峥嵘岁月。 　　《再会吧，南洋》一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南侨机工的后代，陈勇原在海南长大，后调动到北京工作；陈达娅女士因父亲抗战胜利后留居昆明工作，云南、海南，在她心中一样重千斤。她本人是医生，弟弟是警界有名的神探，姐弟俩均从南侨机工父辈那里传承了良好的家风美德。 　　采访得到云南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到一地，都无偿换派汽车进行交接，并有专人为之前导。在云南本土长大的新闻界同行———云南电视台资深记者赵汉斌，得知我们寻访海南南侨抗战机工的精神遗踪，特意从会议上抽身到机场相送，他谈起华侨机工头头是道，无所不知，令《再会吧，南洋》的作者惊讶不已，当下视为知己。我们的飞机起飞了，但是，海南、华侨、机工、抗战等关键词，却留在了云南，留在了海南籍的云南人心中…… 　　（五） 　　在云南有时不免发生时空错乱的感觉，走昆楚高速，西向而行，但见高速路牌赫然写着：昆明至海口，三十公里……原来这“海口”是昆明郊区的一个地名。车行不远，又见官塘温泉的出口标识，同样很容易让人想到琼海的同名去处。这些完全相同的地名，让人想到云南多处有关华侨机工的精神、物质标志，有屹立西山山麓的南侨机工抗战纪念碑，有滇池畔的庞大伟岸的机工雕塑群组，有保山、昆明、腾冲……各地抗战纪念馆中机工专室，让人的思绪油然回到奋勇抗争的英雄年代。如果海南也建立南侨机工的纪念碑、博物馆，则可与彩云之南大地上的精神血脉相会通融合。毕竟800多名海南籍优秀儿女，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孜孜矻矻，穿越战火硝烟，尽显男儿英雄本色，用血肉铸起救亡运动的长城。健儿不应被历史遗忘，历史不可磨灭。缅怀海南南侨机工的光辉业绩，建立纪念碑来弘扬南侨机工的人文精神，使之成后人发展前行的内动力，实为一种当务之急。 　　“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可以载入史册。”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