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中国有根深蒂固的旅游文化。踏遍山山水水的古代士人，因经世致用的思想驱使，主观上绝非为旅行而旅行；不过就其客观效果而言，确实丰厚了、丰富了、丰盈了旅游文化。 　　古人足迹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古人的旅行，那种远涉边关，问鼎绝塞，踏遍青山的事功与心情，常有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地方。 　　汉代张骞，以使节身份出使西域，两次启程前往遥远的西域，今人难以想象的广大地区，对丝绸之路的开拓贡献极巨。他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的功业。他从伊犁河流域，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又沿塔里木盆地南部，自莎车，经于阗、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他的脚步，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他的努力，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他还派出几支队伍，前往大西南———原西康省南部及今昆明以西的广大地区，以求打破西南同中原的隔绝状态。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以地理巨著《水经注》名世。突破了《水经》只记河流的局限。他以河流为纲，详述支、干流区域的地理，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遗迹等情形……如此分量超重的地理巨著，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世界上都罕有其匹。郦道元在少年时代就已游遍山东，以后又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 　　唐代高僧玄奘，即声名赫赫的唐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他就是《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原型。他于贞观初年西行，孤身涉险，历经千磨万折，抵达天竺北境，复经中亚地区、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沿途瞻礼圣迹，迤逦南行，贞观十七年，才动身东归。经由今之新疆省南路、于阗、楼兰等遥远路途，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 　　晚明徐霞客为了系统观察大自然、获取有关中国地理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明确了“探江河发源、寻三大龙脉”为目标的匡时济世之途，走上了实证科学的坚实道路。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中国16个省、市、自治区。他不畏艰险，曾多次遇盗，数度绝粮，仍毅然向前，终于成就一代地理名著。 　　同为明代人的卓越药物学家李时珍，历时卅载，跋涉山川丛林，采集草药标本，寻访民间验方，编纂完成近两百万字之巨的药学专著《本草纲目》。李时珍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收集药物标本，多次外出，“远穷僻壤之产，险探山麓之华”，前往今东南、两广大量地方及名山访问，搜求。 　　近代学者丁文江在民国初年始入云南境内，开展矿洞调查，路线则大体沿着徐霞客在云南的足迹重复一遍，进行实地考察，“他带领学生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每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自行测量地形及绘制地图”（翁文灏语）。就是经由这种严格的训练，中国地质界的诸多人才方能脱颖而出。 　　…… 　　对于古代杰出的学者或士人，旅行本身只是一种副产品。张骞出使西域，乃出于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社会意义分量超重，绝非休闲或隐逸可以概括。徐霞客受到当时东林党人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不贵空谈而贵实行，才催生了他的万里经行。读万卷书，是吸收前人经验和思想；行万里路，则是要多游历汲取实际经验以印证扩展前人思想。 　　顾炎武则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士人的基础功课，即学问绝非书斋里的皓首穷经，而是必须有益于国事。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讲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运用于社会，以求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系经世致用思想在地理方面的实践。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若无地理亲身经验的垫底，那简直无法想象。他编成的地理名著《肇域志》，兼有保存地理资料与启发思维的重要价值。司马迁的旅行是为著述打基础，徐霞客的著述，初衷并非为文学贡献文本，结果无心插柳，成就一代旅行文学不可逾越的高峰。 　　马可·波罗的万里长征 　　今人视徐霞客等先贤为职业旅行家的诞生，其实在前人的本意仍然是为了探索气象万千的大自然。因写此文，笔者仔细考量职业旅行家一词的含义，颇觉难以找到恰切的人选。盖如司马迁、郦道元、李时珍、徐霞客……以及近现代的丁文江、傅增湘等等古圣今贤，他们的出发点和兴趣聚焦点，都在于经世致用，可能和职业旅行颇有距离，反复思量，只有一个人———还是外国人，近于职业旅行家的概念。他就是《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出生在威尼斯、籍贯在克罗地亚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下半叶开始其漫长的东方之旅。他先至以色列，再穿过叙利亚、伊朗、阿富汗，翻阅帕米尔高原，经由喀什，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行走，一路经过和田、敦煌、张掖、宁夏，于1275年夏抵达元行宫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见到了元顺帝忽必烈。 　　马可·波罗悟性明敏，随即掌握了东方朝廷礼仪，学会蒙古语。忽必烈对他甚看重，除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数度派他到各地及周边邻国访问游览。马可·波罗出访过云南，又沿大运河遍访江南，到过淮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其间在扬州还出任地方官。此外，他还以使节身份访问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 　　《马可·波罗游记》前言写道：“从上帝创造亚当到现在，从没有人，无论是基督徒、异教徒、鞑靼人、印度人或任何种族人，像马可·波罗那样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观察和探险，知道那么多的奇风异俗。” 　　马可·波罗的万里长征，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持久的东方热，欧洲人由此生发长盛不衰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文学游记与旅游文化 　　踏遍山山水水的古代士人，因经世致用的思想驱使，主观上绝非职业旅行，或者为旅行而旅行———类似后世的为艺术而艺术；不过就其客观效果而言，确实丰厚了、丰富了、丰盈了旅游文化。 　　历代隐士以及他们的山居生涯，也大大丰富了旅游内涵，较为接近今天的旅游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为了从烦嚣的氛围中暂时超脱出来，向大自然亲近，藉以恢复身心的疲困。 　　作为纯文学的游记在文化史上出现得较晚。 　　先秦至两汉的史著、政论《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等，也是伟大的散文作品，但是这时期并无游记散文的概念。虽然《山海经》甚至《论语》里面偶有灵妙的写景、及地理小品文字，但尚属吉光片羽。魏晋以后，门阀统治巩固，名士悠游岁月，纵情山水，开始出现专业的游记作品。往后，即使纯文学除外，即使在《水经注》这样的地理著述中，也是记述文采焕然，文笔优美，令人读之不忍释卷。总之，自魏晋以降，唐、宋山水游记各有寄托，技巧圆熟、感慨深远，即以唐宋八大家而言，出现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明代商品经济活跃，市民意识萌生，不单出现人与山水浑融一体的山人文学，其不少作者，还以广游名山大川的旅行家面目出现，他们各以不同的艺术手段如诗歌、散文、绘画为山水写真，兼有鉴赏大自然的艺术批评家的身份，可以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山水知己。至晚明时节，山水小品佳作迭出，这个时期的《徐霞客游记》，不但在地理科学上有诸多突破，就以文采而言，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 　　使节的出访、学者的考察、文人的游志、专家的搜求，广义上都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近年来，人文地理呈现一派复兴景象，作为一种内在核心资源，实为旅游文化增添了无量生机。中国古代不论是杰出的地理专著，还是优秀的山水游记，其创作心曲同样源远流长，文学本来就是文化范畴最具活力的一种形式。而游记、地理、山水类文字，承载着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它转而又化作文化中的活性成分，诚可谓旅游文化的精髓，即以最表象的意义而言，足以使后人卧游祖国山水，怀想历史往事，了解风土人情，欣赏文字艺术，受到爱国熏陶……进而激起旅游者的兴趣，踏着古人的足迹，深入大自然的怀抱，今天旅游事业长盛不衰，和中国根深蒂固的旅游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骞通西域行程图 　　旅行改变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