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它将人们的视野带回到一个普通的乡村，触及那个地区的生存环境，感受那个群体的心理状态，理解那些个体的悲欢离合：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进城的农民工……一个个生命个体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奏响了一首悲情的歌。 　　“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前不久，《中国在梁庄》正式出版，该书捧得2010年“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作者梁鸿，以家乡河南邓州一个中原大地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为调查对象，采访百余人，通过一个个乡村人物的具体命运，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 　　“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来自“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的这些评论，或许正恰当指出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梁鸿记述了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流于“形式”。 　　在书中，梁鸿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人生故事，他们的情感和所面临的问题传达出了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 　　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Q&A 　　回归大地源自内心的渴望 　　海南周刊：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原本教教书、发发文章即可完成工作，让你萌发写作这本书的动因是什么？ 　　梁鸿：写作的念头已有十来年了，真正决定要做是在2005年以后。要说缘由可能有几个层面。 　　写《梁庄》并不是出于理论的需求，恰恰相反，是因为情感的需求。 　　一是出于对自己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情景：故乡、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亲人们。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阻碍”和“病症”，这使我非常痛苦。我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生活、精神和痛与悲，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另外，在长期的文学研究中，我发现当代乡土文学恰恰缺失了对90年代以来的乡村现实的描述，很多作品中的乡村是一个抽象的乡村，完全结构化和虚构化。 　　我一直认为，回归大地是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但是否真正落实为行动却不一定。这次回乡的调查行动，实际上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考验，看自己能否真正做到从精神到行动的突破，把学术落实到现实。 　　海南周刊：为了这次写作，听说你做了3年理论准备？ 　　梁鸿：是的。如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三农的，等等，我靠近书桌的书架上摆的全是这方面的书。如《忧郁的热带》、《菊与刀》、《原始部落的性格与气质》、《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和一些当代学者的乡村社会学调查，如贺雪峰、温铁军、秦晖、吴毅、于建嵘等人的书，我都看了不止一遍，也做了不少笔记。这些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增加了我对乡村的理解力。 　　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发觉，这些理论最多只能在方法论上给我以指导，当面对一个个乡村生命时，他们的痛苦、忧伤、欢乐无法用某一种理论思想或某一种结构模式来衡量，来解释。 　　在这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以极其复杂的纠结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也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不把他们看作某一个阶层，某一种符号，我要把他们作为一个个生命写出来。这一个个生命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会远远超出我的理论概括。当然，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更擅长的是进入情感、人性深处。 　　处于困顿状态的故乡 　　海南周刊：初回老家梁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梁鸿：每次回老家，坐在火车上，看到窗外一闪而过的平原和庄稼，看到原野之上那孤独但又充满着蓬勃生命力的一棵棵树，我都有一种特别的幸福和温馨感，又要回家了，在那片土地上，有我的亲人，我的故乡，和那片我熟悉的大地。这种幸福感是永恒的，与时间和空间一起存在。 　　而当真正走进梁庄，却又被种种矛盾的情绪所控制。既陌生又熟悉，既现代又原始，既幸福又悲伤。 　　我不知道哪一种情绪更占上风，它们交缠在一起涌向我的大脑。　　 　　海南周刊：重新审视故乡，感觉是什么样的？ 　　梁鸿：在开始调查之前我就觉得现在的乡村处于一种颓败的状态，但是乡村内在的颓败和精神涣散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从表面上看，现在的乡村盖了新楼，道路畅通，吃穿不愁，表面上很繁荣，但实际内里千疮百孔。 　　具体包含了几个层面，比如教育、生态环境、老人赡养、夫妻感情等问题，都处于困顿的状态，而这些往往是被政策决策者所忽略的。　　 　　海南周刊：你怎么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 　　梁鸿：我很难判断。从经济方面，近三十年以来的乡村和农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乡村的整个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国家越来越多地给予惠民政策，这都是必须承认的。 　　但是，道德、文化和精神上的颓败和内在的问题却也在越来越多。这是一种矛盾着的存在。我以为，必须要真正了解农民的心灵，再去行动，可能会更有效些。　　 　　海南周刊：在你看来，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梁鸿：忽略了中国的心。它在慢慢产生裂缝，如何弥补，如何让它恢复健康，这是最大的问题。　　 　　海南周刊：也有读者认为，《中国在梁庄》试图通过梁庄的现实，折射中国整个农村的现实，这是以偏概全，不科学的，梁庄并不能代表中国，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梁鸿：对于这样的看法，我只想这样回答：哪怕中国只有一个这样的梁庄，只有这一个村庄的生命承受着如此的悲欢离合，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 　　实现理想化农村生活 　　需要走进农民心灵 　　海南周刊：你心目中理想的农村生活是怎样的？ 　　梁鸿：理想的乡村有很多种。我们完全可以把乡村城市化，房子、道路和相关的配套设施都齐全。农民不离开土地和故乡，也可以过上干净、整洁、现代和拥有资源的生活。 　　但并非就是“小国寡民”的古老状态，农民可以走出去，但那一定是想出去工作，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为了人生有更阔大的背景，而不是一种“必须”和“漂泊”的状态。 　　海南周刊：这种理想化的生活如何才能实现？ 　　梁鸿：需要我们所有人，所有生活在中国的普通民众、官员和知识分子等共同努力，需要我们真的去关心、理解农民，需要我们真正走进农民的心灵，去倾听他们的情感和需求，然后再去帮助和做各种实践。　　 　　海南周刊：你把自己生长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去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上，有没有想过，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能激起如此反响？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 　　梁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只是自己想写，必须要写。如果说价值，那么，它的启发性可能大于它的价值。 　　如果因为此书，大家想到自己的家乡，或者真的背着包回到了家乡，并去思考我们民族的发展和整个中国乡村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