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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27日 星期一      报料热线:96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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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三届》:
听老知青讲述“平凡的世界”
  一九六九年,十六岁的清秋子(前排右)下乡前与同一集体户的同学合影。
  《我是老三届》封面。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 葩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得到了海南作家清秋子所赠新作《我是老三届》(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5月)。封面采用了一张那个时代摆拍的老照片,一群在田间劳动的年轻人,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远眺,脸上露出明朗的笑容。这个封面,很有创意,一下就能将人带到那个特定的时代中去。   《我是老三届》是一部以大散文的笔法撰写的纪实作品,讲述的是作者本人在知青时代的经历。“老三届”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是指文革时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的六届初、高中毕业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老知青”。   清秋子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是网络上著名的老资格“大侠”。2003年,他以长篇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闯入网络文学领地,一发而不可收。其著作甚丰,名声迅速越过琼州海峡,成为全国知名的畅销书作家。   他的文字,一贯厚重而风趣,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无论在网上网下,都能赢得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喜爱,这部新作尤其如此。   本书的内容,曾在“天涯社区”和文化网站“燕谈网”上连载(其中片段也在《天涯》杂志上刊载),引起了一批知青出身的著名学者的关注,他们一面跟读,一面怀旧,有评论将这些文字称为“真实版的《山楂树之恋》”。   这部回忆录,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开始,逐渐走向深沉;所涉及到的人与事,也从表象逐步进入深层。作者对40年前知青生活的一些细节,做了全新角度的回忆。这些回忆的可贵之处,在于保留了生活的“原生态”。   知青下乡这件事,对今人来说,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很多人只知道多年前,曾有一批中学毕业生在文革中陆续下乡,然后返城。在乡下,这些“学生娃”们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当年的知青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下乡的?下乡后在生活、劳动和文化方面遇到了哪些障碍?他们是如何度过在农村的日常生活的?……这些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大部被湮没。尤其是“80后”、“90后”年轻人,对那段历史更是知之不详。   《我是老三届》恰好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个人历史”的文本。对于知青运动的亲历者,这个文本可以唤起许多记忆;对于未曾亲历者,则是一个具体可感的记录。   《我是老三届》的文字,充满了温馨的怀旧之情与执着的寻根之思。全书共有100个章节,各自独立又环环相扣,涵盖了70年代老知青们的全部生活轨迹。   在清秋子的这部书里,侧重写了知青特有的爱情、劳动、自学、文艺活动等,写了知青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这里面,有纯净的“山楂树之恋”,有在城里从未体验过的繁重劳动,有劳动之余的灯下苦读,也有与当地农村干部的人事纠葛……所有这些,都以细节来展现,凸显了那一代人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痕,对知青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   探究历史的真实,是需要良知的。回忆中最为浓墨重彩的,是知青被压抑的感情世界和身处知识荒原而对知识的渴求。本书的讲述,生动细腻,充满真诚,真实记录了知青一代异常坎坷的经历。这本书,打破了长期以来笼罩在“知青文学”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讲述了老知青们在十六七岁时的“平凡的世界”。   在书中,作者回忆自己与女知青“若兰”的朦胧爱情片段,尤其令人动容。在那个艰难岁月,难得觅到的几本苏俄小说,构成了两人共同的精神世界。他们在困境中互相扶持,渴求改善现实状况,表现出那一代青年质朴、向上的精神特质。本书从这个角度也告诉我们:即使是“山楂树之恋”,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的“纯净之爱”,精神与价值观的契合,才是那一代年轻人相爱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界曾经有过一阵“知青文学热”,但除了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少数作品之外,大多都蒙上了理想主义的虚幻色彩,用理念改写了现实。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知青问题的反思,也往往是从官方层面来讨论问题。而清秋子的这本书,则从普通人的感受出发,对那段历史进行了非常本色的描述。作者对东北农村民俗、农业劳动和70年代文艺生活的回忆,既有严峻的一面,也不乏怀旧的温情。叙述中所选取的细节,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且真实可信。这种原生态的叙述,与当下一些胡编乱造的“原创文学”大异其趣。   这本书的素材,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但作者为了保持生活样态的原汁原味,把它写成了朴素简洁的纪实作品,其感染力,反而要比虚构文学更为强烈。   对于知青的那段“苦难史”,当下年轻的读者缺少感性的认知,有人不免会对那段历史做出轻率的评价。作者给年轻读者们所提供的,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参照读物。   在当下,由于种种社会因素,有些人存在着美化历史的倾向,误导了年轻人,使一些年轻人以为逝去的那个时代一切都很美妙,还有人甚至主张以当时的错误做法作为解决当下困境的途径,本书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视角。   读了这本书,年轻的读者们可以了解到,任何时代的青年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都会有踏入社会之后的迷茫与不适应,但是,个人是可以通过积极进取的方式,去战胜困难、实现自我的。经过漫长岁月,时代毕竟是进步了,前一代人在年轻时所经历的困境,是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   《我是老三届》不掩饰,不做作,亲切平易,不仅能引起老知青们对往昔的怀念,也能给80后、90后读者以别样的激励和启发。   海南周刊:您认为您的这部书,与以往的“知青文学”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清秋子:“知青文学”在文坛上浮出水面的时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当时的“知青作家”们大多还不能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受到宽容标准的限制,所以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往往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我认为他们描述的不是老知青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思想状态。   我的这部《我是老三届》,是经过了40年之后来回顾,没有那么多束缚,有条件比过去的叙述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因此,我用了平实叙述的笔法,着眼点是在细节上面。我认为唯有细节,才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真实的全貌。   海南周刊:您认为“老三届”是一个悲剧性的群体吗?您对这个群体怎样评价?   清秋子:从宏观角度看,他们当然是悲剧的一代、是历史的牺牲品。在“老三届”知青中,有一大部分是没有受过完全中学教育的青少年,只能算中学肄业,下乡时候年纪最小的才15岁。这样的一批人,突然中断了正常学业,经历了“文革”动乱,然后被强制下乡去参加他们实际上难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荒诞。   尽管这一批人当中,由于自学和改革开放,后来有些人成为了社会的佼佼者,但大多数老知青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无法适应时代转换,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批人,这就是悲剧。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我的书,讲的就是根源问题。   海南周刊:那么,您现在来回忆当时的种种情况,有现实意义吗?   清秋子:我认为有。一是,老知青中的大多数,已进入或者接近花甲之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失语状态,我不过是在为他们“代言”。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不希望这些经历被无声无息地湮没。   二是,有的年轻人,总喜欢对他们所不了解的历史下一些武断的评价,蔑视前人的经验。我现在回忆往事,就是要提醒有些年轻人,错误的就是错误的,不要把错误的东西当作灵丹妙药,历史毕竟是在不断纠错中前进的。   三是,我想为现在打年轻人打气。年轻人步入社会,感觉到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有巨大反差,这个感觉我们当年也有。我本人当时的解决办法是:直面现实,自强不息。因为在困境面前,我逃无可逃,只有凭着生命最本能的奋斗力量,才能突围出去。当时的老农民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是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深信如此,从当时到现在,都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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