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桂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被称为“非汉语语言之父”，他的妻子徐樱是北洋儒将徐树铮之女，家学渊源，擅昆曲，长书画，精烹调。夫妻俩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琴瑟和谐，鸾凤和鸣，素有“神仙眷侣”的美誉。

　　李方桂1924年赴美留学，原来准备学医，后来却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改攻语言学。李方桂的老友王书林后来和他开玩笑，说要送他一匾，上书“救人千万”———意思是方桂如果做了医生，不知要医死多少人。

　　李方桂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1928年获得芝大语言学博士，后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研究，1929年回国，当时刚满27岁。一入国门，即被傅斯年罗致进中研院史语所，担任了学术地位最高的专任研究员。徐樱曾说李方桂“终其一生，也没升迁，也没离开这个岗位”，因为这是中研院的最高职位，没法再升了。

　　当时李方桂还是单身，徐樱也未曾提亲，徐樱大哥的岳父王式通与两家都是世交，于是便从中撮合。李方桂仪表翩翩，既有辉煌的学历，又有锦绣的前程，这种钻石王老五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呢？但徐母却拿不定主意，非要等徐樱的三哥徐道邻从德国留学回来再做决定，这样一拖就是三年。

　　徐道邻回国后与李方桂一见如故，对其大加赞赏，宣称这是最佳妹婿。事后徐母和儿子的对话很有意思，母亲问：“这中研院是个什么机关啊？能维持多久？”儿子答：“中研院是最近才成立的最高学府，他既有资格进中研院，哪一家大学都是可以去教书的。”母亲又问：“如此说来，大学还是需要这种人才的，不过大学要是停了聘，又怎么办呢？”徐道邻被母亲问的有些不耐烦了：“您尽管放心，若真有那一天，我负责，只要我有饭吃，就不会看着妹妹受罪。”对于母亲的心思，徐樱心里最清楚，她在书里这样写道：“（听了哥哥的话）母亲才不说什么了，其实她所需要的就是最后那一句话啊！”

　　1937年，耶鲁大学聘请李方桂为客座教授，任期三年。但中研院只给了两年的假，1939年到期后，李方桂决定携家人回国。当时方桂和徐樱已有一子一女，国内抗战正酣，徐樱对战火纷飞的生活心有余悸，不愿带小儿女回国冒险。那时徐道邻夫妇正在驻意大利使馆做事，她准备带孩子去投奔哥嫂，方桂虽然不愿与妻儿分别，然事关生死，也不敢再坚持己见。

　　踌躇多日，终于到了买船票的日子，方桂对旅行社的人说：“一张票去中国，三张去意大利。”在这最后关头，徐樱终于拿定了主意：“慢着，四张票都回中国。”徐樱后来回忆，方桂当时眼里泛起了莹莹的泪光，她知道他内心的激动已达到了沸点。

　　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后，方桂一家随史语所在大西南辗转流徙，后来搬到长江边的古镇李庄安顿下来。在李庄的几年里,李方桂进行了四五次田野调查,收获颇丰，但其工作条件的艰苦和日常生活的原始，也远超想象。徐樱忆及这段时光时说：“他每次外出回来,总是给我带来大礼物：跳蚤、臭虫、虱子。”徐樱只好用小刀把方桂棉袄里的虱子连母带子全刮掉，然后再放在蒸笼里蒸。棉衣只有一套，李方桂只得坐在被窝里等着，这时恰好傅斯年来访，徐樱把他请到里屋坐下：“您床边坐吧，棉袄在蒸笼里，人在床上，不方便出来接见哪！”方桂只好在被窝里和所长谈话，好在也没有别人看见。

　　1943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李方桂应代理校长梅贻宝敦请，去华西坝的燕大任教。成都战时没什么娱乐和消遣，后来徐樱发现有几位同事会唱昆曲，大喜过望，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曲会，每周聚一次。后来曲友渐多，会吹笛的却少，伴奏的笛师难寻。这时画家吴作人带了笛子来找徐樱唱曲。方桂于是乘便向吴先生请教了吹奏的套路，方桂第二天便买了笛子苦练。

　　开始练笛时虽然声息全无，但方桂依然规规矩矩，该翻谱就翻谱，一点儿都不马虎。女儿林德在旁拍手大笑：“爸爸吹笛子真笑人，一点儿声都没有还翻篇儿哪！”亏了方桂，学东西快，没过多久便能给徐樱和曲友们伴奏了。大家不知方桂是刚学会的，还埋怨他深藏不露。后来每逢夏夜，徐樱轻舒歌喉，方桂吹笛应和，妇唱夫随，其乐融融，这也成了当年华西坝有名的一景。

　　1993年春，徐樱在美国奥克兰遭遇车祸去世。两个多月后，林德在母亲抽屉里发现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郭良夫写的一封信，说商务同意出版她为丈夫写的传记《方桂与我五十年》———此时方桂已去世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