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派那一代人，大多在20世纪到来前后，被召唤进了时间的黑暗中。卡耶博特、西斯莱、毕沙罗、凡·高、高更、塞尚———他们倒在了19世纪最后十年，到20世纪前六年。他们大多没来得及品味20世纪，没来得及亲眼看见这风起云涌的岁月：流派和主义在20世纪的前十年纷至沓来。比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比如马蒂斯的野兽派。高更至死都爱着他的荒岛。抽象、表现各类主义在一路抽芽。曾经是新人的修拉已成过去式。

　　实际上，20世纪的艺术家们，经过19世纪末那段风起云涌的叛逆后，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莫知所从。19世纪的造反者们———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然后是莫奈和雷诺阿———打算把古典程式全部清除出去；当障碍一一排除之后，印象主义者的确做到，可以把视觉所见准确绘在画布上。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西方整个传统的抛弃。凡·高、高更和塞尚们，所做的就是这个：20世纪的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追求独创性。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复习大师的技艺了，他们得不断创造新的主义。实际上，离20世纪还有十年就逝世的凡·高，早就明白了这点。后来的一代画家，不是不会画“正确的肖像”，只是：

　　“我夸张头发的金黄色，我用橘黄、铬黄、柠檬黄，而在头部的后面，不画房间的普通墙壁，我画无限。我用调色板所能调出的最强烈、最浓艳的蓝色画了一个单纯的背景。金黄色放光的头衬着强烈的蓝色背景，神秘得好像碧空中的一颗明星。哎呀，我亲爱的朋友，公众只能认为这一夸张手法是漫画，然而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命运的玩笑。莫奈们那些“尽力还原眼睛所见一切”“抛弃一切已有技巧”的画作，曾影响了凡·高；但凡·高们走得更远后，就不再以“还原所见”为宗旨了。莫奈们战斗的矛被传授给了后代，但后代并不全盘照搬———或者说，后代承袭的，仅仅是莫奈们不朽的精神。

　　也许印象派最伟大的胜利，是制造了这么一个不朽的例子：再怎么遭遇非议的艺术家，某天都可能获得尊崇。十九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那漫长酷烈的战争，那些穷愁潦倒的艺术家，有些人没能挺下来，比如年未四旬就过世的凡·高，比如在普法战争里死去的巴齐耶。但是20世纪到来时，莫奈、雷诺阿、毕沙罗、马奈们，这些曾经被当作妖怪、叛徒、流氓、骗子的人物，都获得了国际级的名誉。

　　莫奈和雷诺阿是幸运的：他们活得足够长，他们来得及在活着时就享受胜利。他们亲眼看到自己成为经典画家，他们的作品被政府买下，或被收藏家追逐。这未必能弥补他们早年所受的贫穷冷遇，但当初以“高贵的画风”“平衡的构图”“正确的素描”攻击过他们的人们，到此终于可以闭嘴。经典美术的陈腐俗套被他们彻底踩倒。这件事永远改变了批评家和艺术家们的地位对比。评论家们的威信遭到损害，再未恢复。所有艺术革命家自此以后，都会把莫奈们的斗争当作传奇。每当公众对他们的革新手法有所异议，他们就可以来一句“当年莫奈和雷诺阿也是这么被批评的”，然后可以很自傲地坚持下去，而且相信，时间会将应得的冠冕还给他们。

　　就像，在莫奈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时间把应得的冠冕，还给了他。

　　我们足够幸运的是，世上有过奥斯卡·克劳德·莫奈那么一双独一无二的眼睛。这双眼睛无法判定历史的反复无常，判定舆论的朝令夕改，判定他的名字会在多年之后，被评论家、心怀大志的青年画家和收藏家们怎么评论。但这双眼睛如此敏锐地占有了那个时代，所看到的一切：诺曼底的海，卡米耶，阿让特伊，塞纳河，吉维尼，伦敦，威尼斯，荷兰的赞丹镇，他的船，他的麦垛，鲁昂的教堂，花园，拱桥和睡莲，以及当时正飘拂在这些事物之上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阳光与风雪。他看到了，并用他的大笔点石成金，给这一切赋予了灵魂。于是在他死后，19世纪的阳光和灵魂，依然透过那双捕获一切、唤醒一切的眼睛，活在我们所见到的世上。 （节选自张佳玮新作《莫奈和他的眼睛》）